现实法的新闻自由观

主张以人定法制约新闻自由的观念，强调运用法制与责任来保证和约束新闻自由。现实法消除了牛顿静态永恒的世界和洛克的自然权利说，主张法制要维护社会普遍利益，加强政府对有害行为的干预。个人无法自我完善，个人必须服从法律。社会应优先于个人。把这一基本思想引伸到新闻自由领域，形成了现实法的新闻自由观。这种自由观主张，新闻报道是一项高尚的事业，它的社会使命是培育人类健康、理智、崇高的美德和生活志向，最终把人类社会引向繁荣、文明的境界。因此，每一个记者、编辑都肩负着严格的社会责任，只有对社会无害，新闻及言论自由才有实在的意义。最先提出这种自由思想的约瑟夫·普利策告诫人们：“只有最高的理想、兢兢业业的正当行为、对于所涉及的问题具备正确的知识以及真诚的道德责任感，才能使报刊不屈从于商业利益，不寻求自私的目的，不反对公众的福利。”(《报刊的四种理论》第97页)。新闻及报刊言论，能在短时间内转化为普遍的社会意识，有时人们不加识别地相信坏的报道的价值，产生盲目的追随行为。坏报道所造成的危害不仅危及公众，而且直接破坏社会的稳定，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指出，新闻“这种武器的危险并不亚于炸弹与机关枪。因此，便采取了临时性的紧急措施，以制止这种污泥浊水和肆意诽谤，防止黄色和绿色报刊任意玷污人民的初步成果。”(《列宁论报刊与新闻写作》第619页，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任何制度，都不会放纵有害的报道和有害的言论。承担责任的自由，符合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是保持社会健康发展的意识规范，这是现实法新闻自由观的第一个主要观点。新闻自由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做法律允许做的报道，是现实法新闻自由观的第二个主要观点。现实法的新闻自由观，主张把新闻自由纳入法制轨道。自由和法是不可分割的两个侧面，因此，二者是相互制约、相互统一的。马克思说：“应当认为没有关于出版的立法就是从法律领域中取消出版自由，因为法律上所承认的自由在一个国家中是以法律形式存在的”，“因此，出版法就是出版自由在法律上的认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1页)资产阶级的启蒙政治家洛克提出同样的观点：“哪里没有法律，那里就没有自由，……但是自由，正如人们告诉我们的，并非人人爱怎样就可怎样的自由。”(《政府论》下册第36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