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派与唐诗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出现了一些反传统的诗人和小说家，在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标新立异，人称之为“现代派”。
意象派鼻祖庞德(Ezra Pound)即是现代派的先驱者之一。他深受他的老师东方学家费诺罗萨(E·F·Fenollosa)的影响，特别重视中国和日本的诗歌艺术。他早期翻译了很多中国古典诗歌，在1915年结集出版，集名题作《神州集》(Cathay)。这本书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评者们赞叹不已。例如，F·M·休弗说：“诗集《中国》里的作品是些至美之物。诗歌应该怎样，它们就怎样。”T·S·艾略特甚至说庞德是“中国诗歌的发明者”。这是因为庞德的译诗很富有创造性，突现了我国古典诗歌的艺术特点，与西方传统的诗歌大相径庭。例如，他译“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两句为：
Flower and Grass
Cover over the dark path
Where lay the Dynastic house of
The bright clothes and bright caps of shin
Are now the base of old hills.
他所突现的艺术特点是：在诗句中，意象占据中心位置，它们并置起来，作“生动地呈现”，避免说明、推理等逻辑成分。他自己创作的诗歌也体现了这些特点，如《诗章》(Cantos)的一首：
雨，空寂的河，一段航程，
凝云闪电火，暴雨伴晚明。
茅棚下燃着一盏灯。……
后来他提倡“漩涡主义”时曾说：“意象不是思想，而是光焰四射的关节点或聚焦点，是我所能够而且必须称之为漩涡的东西——奔腾不息的思想即由此出发，经此穿行，并面此而来。”由此可见，在庞德的诗学里，意象及其并置迭加式的运用是多么重要。庞德的理论和实践又直接影响到了T·S·艾略特。后者的《荒原》一诗，是现代派的代表作，其中不但有意象并置，还有段与段的并置，象《诗章》一样具有镶嵌式(或曰“跳跃式”)的结构。庞德和艾略特开了一代新诗风。除了庞德之外，其他意象派诗人如艾米·洛厄尔(AmyLowell)，也瞩目东方，积极译介中国古典诗歌（唐诗占较大比率），并有在艺术上进行模仿的作品传世。
有趣的是，我国现当代诗人取法西方现代派，而他们之中有些人却轻视自己的传统古典诗歌。黄维梁在《唐诗的现代意义》(载于台湾月刊《中外文学》第15卷第7期)一文中，批评了这种态度。
论者说，唐诗的形式与技巧、思想与内容无不具有现代意义，可以成为今天诗歌创作的借鉴。他着重谈到了唐诗技巧与西方现代派的关系。他说，“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特点，在技巧上，除了用具体呈现法、用意象并置法外，还讲究象征、多义性、意识流，还力求语言（包括词汇和句法）的创新。其实，以上种种，中国古典诗歌大都具备，唐诗尤其可观。”他接着举例说，象征者如李商隐的多首无题诗；多义者如“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花萼夹城通御气，芙蓉小苑入边愁”等句，可作种种解释；通感者如“芙蓉泣露香兰笑”、“羲和敲日琉璃声”等句。至于意识流手法，唐诗不多见，“不过，《锦瑟》的中间四句，由‘庄生晓梦迷蝴蝶’到‘望帝春心托杜鹃’到‘沧海月明珠有泪’到‘蓝田日暖玉生烟’，说是诗人‘思华年’时‘无端’的、‘惘然’的意识之流，有何不妥？”鉴于此，他指出：“中国人在向西方取经的运动中，受了‘意象并置’法的影响，受了意象派的影响，却不知西方这些经，原来是得自中土的。”他批评现当代某些诗人和诗论家，反对中国传统、崇尚西方的做法，说他们“若非出于‘鄙中崇外’的偏见，就应了荀子《劝学篇》的一句话：‘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他提醒那些人做中外的褒贬崇抑之前，先认识一下自己的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