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献之行草书鸭头丸帖

东晋。绢本。纵26.1厘米，横26.9厘米。上海博物馆藏。王献之(晋康帝建元二年—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即公元344—386年)，字子敬，小字官奴，琅琊（山东临沂）人。王羲之第七子，尚新安公主。历官建威将军、吴兴太守、征拜中书令，人称王大令。王献之幼年从父学书，次习张芝草书，善书如其父。笔势流怿，婉转妍媚，媚趣则过其父，与父并称二王，对后世书法产生了深远影响。王羲之的字含蓄，更多古意，笔法被认为“内擫”；王献之的字风神骏快，笔法被认为“外拓”。王献之对最后完成楷书今体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梁萧衍《古人书人优劣论》：“王献之书绝众超群。无人可拟，如河朔少年皆悉充悦，举体沓拖而不可耐。”唐张怀瓘《书估》曰：“神用独超，天姿特秀，流便简易，志在惊奇，峻险高深，起自此子。然时有败累，不顾疵瑕。……可谓子为神骏，父（羲之）得灵和，父子真行，固为百代之楷法。”宋黄庭坚《山谷题跋》：“大令草法殊迫伯英，淳古少可恨，弥觉成就耳。所以中间论书者以右军草入能品，而大令草入神品也。余尝以右军父子草书比之文章，右军似左氏，大令似庄周也。”明何良俊《四友斋论书》：“大令用笔外拓而开扩，故散朗而多姿。”清阮元《北碑南帖论》： “王献之特精行楷，不习篆隶，谢安欲献之书太极殿榜，而献之斥韦仲将事以拒之，此自藏其短也。”清刘熙载《艺概》：“子敬书高致逸气，视诸右军，其如胡威之于父质手。”《鸭头丸帖》：“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帖上有宋徽宗时<宣和>、<政和>两印，后有元虞集天历三年(公元1330年)题跋，骑缝处有<天历之印> （元顺帝），有宋高宗赵构四言六句题赞。帖后有周寿昂跋。元代赐柯九思，明代归内府。《鸭头丸帖》是流传的王献之优秀作品，虽只寥寥两行，却清晰地显示了献之书法的强烈个性。在晋人超脱秀逸的时代基调之上，献之的书法实有一种遒峻奔放的气势，不愧为传世的书法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