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右倾投降主义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全国形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年12月，刚从苏联回国的王明(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系统地提出了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反对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指责党的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和民主民生，抹杀共产党和国民党在统一战线中的原则区别，片面提出“抗日者皆吾友，降日者皆吾敌”,主张对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迁就退让。并否定党的独立自主原则，鼓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也就是一切经过和一切服从国民党，完全放弃了无产阶级对抗战的领导权。又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伟大作用，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完全统一于国民党军队。由于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曾经迷惑了一部分同志，特别获得了原来就有某些错误认识的同志的支持。但因毛泽东等的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未能形成决议，没有在全党占统治地位。会后，王明到武汉负责领导长江局的工作，不经中央同意擅自发表一些包含错误意见的宣言、决议和文章，对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实行迁就和退让，把自己的行动限制在国民党统治集团所允许的范围之内。更在军事方面提出一些新的错误主张，强调一切“统一”,由五个统一(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统一作战计划)发展为七个统一(增加“统一编制”、“统一作战行动”)。并提出“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军事战略方针。又主张建立几十个机械化师，歼灭敌人，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国民党军队的作战和外援上。由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在日本侵略军进攻，国民党战场溃败，人民迫切要求抗日的形势下，长江局没有及时地在上海、南京、武汉及其它重要敌占城市附近组织广泛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新四军向战区和敌后实行战略展开的步调也较迟缓，丧失了争夺敌后的大好时机。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对项英领导的东南分局的工作产生了严重影响，造成了以后皖南事变中新四军部队的严重损失。1938年9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错误，撤销了长江局，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

王明右倾投降主义

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国，在同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报告，系统地提出了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完全取消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要求“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对抗战的领导权。这些主张，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及项英负责时的东南局和新四军的工作中产生恶劣影响，阻碍了华中敌后地区党的工作的开展，导致后来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的严重损失。1938年9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错误，撤销了王明负责的长江局。

王明右倾投降主义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思想。1937年12月，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抹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同阶级、集团的存在和区别，抹煞国共两党在抗日问题上的原则分歧和尖锐斗争，认为国民党政府开始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政府，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开始走向民主自由；否认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上，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取得速胜，要求把自己的行动限于国民党蒋介石所允许的范围内。特别是在任长江局书记期间，在其右倾错误影响下的地区工作受到了很大损失。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受到批判，得到基本的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