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赋考赋

据班固《两都赋序》：“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东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有人从这段记载中推论当时可能存在献赋制度，当时的一些辞赋家如司马相如等皆以辞赋而入仕。又据张衡《论贡举疏》：“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能焉。陛下即位之初，先访经术，听政余日，观省篇章，聊以游艺，当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臣每受诏于盛化门，差次录第，其未及者，亦复随辈，皆见拜擢，既加之恩，难复收改，但守俸禄，于义已弘，不可复使理人，及任州郡。”有人认为这段话表明在张衡时代，即东汉末年，政府已有考赋取士的制度，而且无论成绩优劣，一概录用。对于汉代是否存在献赋考赋的制度，学术界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两都赋序》中对于献赋考赋制度未加说明，又无旁证，不能成为这种制度存在的依据。至于《论贡举疏》中揭露的现象，即使称得上是一种制度，但只是东汉后期的现象，不能对整个汉代赋文学的兴盛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