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域文化研究是近几十年来学术界比较关注的领域，近年来对地域文化的研究更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重视。湖南学者关注得较多的是湖湘文化。但究竟什么是湖湘文化？湖湘文化究竟是一个地域文化的概念还是一种思想文化或者文化精神的概念？湖湘文化的源头究竟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湖湘文化究竟包含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湖湘文化的内涵及精神实质究竟是什么？ ……这些问题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不能不影响到我们对湖湘文化的正确了解和深入研究。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确定湖湘文化的内涵、定义、构成要素及其历史源流发展状况，然后才能据此认识湖湘文化的个性特征以及在中华民族文化系统中的地位，才能对湖湘文化进行科学合理的扬弃，以促进湖南社会政治、经济和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 一、湖湘文化的内涵及定义
我们认为： 湖湘文化是一个复合体，它是历代 (包括现实) 湖湘民众在湖湘大地上所创造的实物、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从社会上习得的能力与习惯的总和。
一般而言，一种文化系统的“独立存在”是否能够成立，关键在于能否获得某个社会群体的文化认同； 在乡土观念和认祖情怀非常强烈的中华民族，对某一特定地域文化的认同不能不体现在对乡土的文化认同上。由此看来，湖湘文化首先应该是一种地域乡土文化。
作为一个区域性文化系统，湖湘文化有着自身特定的内涵及外延。湖湘文化源远流长，蕴涵丰富，从广义来看，是自古以来生息在湖南这块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独特个性的精神文化及物质文化的总和； 从狭义上讲，则是指自古以来湖南的原住民、各个时代的移民及流寓者所共同创造和发展起来的文化精神和积淀凝固而成的湖南人性格。作为一种地域文化，无论是对其进行界定或研究，这两个方面的内涵实际上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湖湘文化应该是一个丰富的多层面的复合体，既包含了意识形态层面的观念文化、精神文化，也包含了物化形态的物质文化和行为文化； 既包含了上层社会的主流文化、庙堂文化和精英文化，也包含了世俗的大众文化、草根文化和江湖文化； 既包含了最早生息于湖湘大地的原住民及后来陆续迁徙进来的 “三苗”、“荆楚”等多民族文化或地域文化，也包含了秦汉以降作为主流文化传入的汉民族文化及中原文化。其中既具有强烈稳固的原生态特质，又有着因应社会时代变迁之流动性、发展性、变异性等衍生特质。正是在这些多元文化因子的持续互动合力作用下，这一地域文化才日益丰富并逐渐定型而形成了特色独具的湖湘文化。只有从宏大的社会历史文化视野、独具的学术视角和对辩证唯物主义及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自觉运用的基础上，才能建构起一部较为客观真实的湖湘文化发生、发展与成立史，才能辨析和认识湖湘文化除了与中华民族文化系统中其他地域文化普遍共同的文化特质之外的自身精神特质和形态特色，才能进而体味湖湘文化的独特魅力。二、湖湘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一)湖湘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轨迹
1. 史前时期湖湘地区的远古人类活动
据考古发掘资料证实，远在旧石器时代，湖南就早已有古人类活动。1987年5月，考古工作者在新晃侗族自治县的江口、曹家溪、柏树林、新村、沙湾、长乐坪、十家坪、石鸟溪八处地方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遗址，时间约在距今5万～10万年前。 同年，又在怀化、辰溪、黔阳、澧县、石门、津市、临澧、桑植、安化、浏阳等市、县陆续发现旧石器地点30多处，时间分别距今大约为1万至20万年不等。这些遗址出土的旧石器大都发现于河流溪水之傍的一级或二级阶地上，所用石料均为采集于溪河中的砂岩、石英岩或石英质地的砾石。②发现的地址及石器的材质等都表明，远古人类一般都选择在靠近水源的地方居住，这便于多种食物的采集。
距今1万年前后，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至今，湖南已经发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1000多处，分布的地域遍布湖南全省各地，时间距今为9000年前至7000年前不等。由于各地自然环境的差异，以及受周围地区不同文化系统的影响，这些新石器的内涵和风格又各具特点，发展并不平衡。大致可以分为四大区域，即： 澧水中下游和洞庭湖区，湘江、资江中游和湘中区，沅水中上游和湘西区，湘东、湘南区。其中澧水中下游和洞庭湖区的新石器遗址发掘得最多，发展的序列也最为清楚，故考古学界将这一区域的新石器文化分为皂市下层文化(或称“前大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长江中游龙山文化四大发展阶段。资江中游和湘中区、沅水中上游和湘西区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序列与此大致相近。比较典型的遗址有： 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澧县八十垱遗址、石门皂市下层新石器遗址等。在这些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石器、陶器和竹、木、骨器，以及许多动物的残骸，上百种可以辨析的植物如莲、菱、桃等，以及距今时间超过8000年的大量稻谷、稻壳，还发现了建筑遗址、墓葬甚至原始的古城址。这些均表明，湖南的远古人类已经由单纯的采集渔猎经济进入到了与原始农业及原始养殖业并存的经济形态阶段； 并且已经学会了建筑房屋、储备粮食、炊煮熟食，进入到定居的原始农耕社会阶段，甚至可能已经产生了氏族部落制度。③经1993年、1995年和2004年的多次考古发掘，在湖南永州道县玉蟾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迄今世界上最早的原始古栽培稻，经北京大学C14实验室及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先后用质谱加速器测定，已经能够确定这些稻谷距今至少有1.2万年至1.4万年。④这一最新发现，不止是将湖南的新石器时代于距今9000年的基础上向前推移了3000～5000年，更为湖南可能是中国乃至世界稻作文明之源提供了初步的实物证据。联系到被称为中国农业文明始祖的炎帝神农氏墓葬位于湖南酃县 (今炎陵县)，这一认定可能接近史实。
2. 夏商周时期湖湘文化的萌芽
这一时期湖湘地区的文化发展可以归纳为两条并行发展但不时交织在一起相互产生影响的主线： 其一为承袭于远古的土著人类在湖湘大地继续创造和发展着本土文化，其二是中原文化通过军事、政治、经济等途径不断地对湖湘文化产生影响。
约在公元前21世纪，中国开始由原始氏族社会进入了阶级社会——这表明，中国的先民们已经进入了明确的社会文明阶段。在中原地区，由禹传位于其子启，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王朝。湖南地区古人类的社会历史进程与中原地区相比，大致同时或稍后。至今，在一些史籍及传说中，夏王朝建立之前的几位著名的氏族部落首领，如尧、舜、禹，都与湖南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尤其是舜，更是死于湖南、葬于宁远县的九嶷山——这是传世唯一可靠的舜帝墓葬，不但载于史籍，还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古地图上已经标明。2003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九嶷山玉琯岩发掘出了不晚于东汉早期的舜帝陵寝祭祀坑遗址，更早的遗址还在继续发掘之中。此外，湖南湘潭的韶山，相传也与舜帝有着联系，即谓舜南巡时，曾经奏韶乐于此，因而得名。①这表明，在夏王朝建立前后，华夏中原地区与荆楚地域之间已经有了文化的互动交流，从而带动湖南境内的氏族部落逐渐进入阶级社会。
约在公元前16世纪，商王朝于中原建立。据《竹书纪年》等古籍记载，商王朝在征伐荆蛮的战争中，其军事及政治势力一度接近或进入湖南，这表明殷商的政治经济文化已经影响了湖湘大地。自1922年从桃源县漆家河发现美艳绝伦的“皿天全”青铜方彝后，至今，湖南各地出土了大量殷商时期的青铜器，所出土的青铜器，既与出土于中原地区的样式形制风格接近，又具有自身独特的地域特色，而且有些器物比中原所出土者样式更为精美、形制更为庞大。例如，1959年从湖南宁乡老粮仓师古寨同时出土了五件商代青铜大铙，其中最精美的一件象纹铜铙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也是湖南出土青铜大铙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件。1983年又在宁乡发现了一件通高103.5厘米、重221.5公斤的象纹青铜大铙，是我国目前所见最大的商代铜铙。后来又陆续出土铜铙近20件，比举世闻名的于湖北出土的曾侯乙编钟还要早1000余年。这些铜铙组合起来，至今还能奏出清脆悦耳的乐曲。宁乡出土的这些铜铙具有明显的地方特点，如形体高大厚重，甬部有旋，纹饰繁复，有特殊的兽面纹，多为虎、象、鱼等动物图纹，需置于座上仰击。这与北方铙形体很小、甬部无旋、纹饰简单、可手执而击等特征相比有明显的差别，因而可推断这些大铙应该是本地铸造的。至今，在湖南已经出土了40余件大铙，居全国之首，超过100公斤的大铙有10件以上。此外，在宁乡县黄材炭河里遗址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其中的 “人面纹方鼎” 为四方型、立耳、深腹、柱足，四面皆以人面孔为纹样，在现今可见的商周器物中尚属孤例； 20世纪30年代在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造型独特，漆黑光亮，以4只立体山羊构成，整体纹饰繁复细腻，巧妙精致，有强烈的立体感，采用分铸法制造，为国内绝无仅有的珍品。②由此可见，湘中地区最迟在商代中期已进入成熟的青铜器时代。
约在公元前11世纪，周王朝于中原建立。更多的古籍如《竹书纪年》、《诗 (经)》等记载了周王朝征伐荆蛮的战争。相传周昭王曾经南巡来到位于湖南长沙与湘潭之间湘江上边的昭山，盘桓多日，后殁入山下深潭，故潭名 “昭潭”，山名 “昭山”。此外，各地出土了数量更多的周代陶器和青铜器，除了能够证实湖湘本土先民与周王朝存在着密切的交流外，也表明湖南的本土文化有了更大发展。
关于湖南出土的大量商周时期青铜器的来源，学术界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或认为这是来自于中原的商周器物，或认为是南下的商人后裔在湖南所铸造，或认为完全是湖湘土著人所铸造。1996年至1998年，在望城县高沙脊发掘了一处商末周初的遗址和墓地，地层中的文化堆积在时间上与湘江下游费家河类型的晚期紧相衔接，而且在文化面貌上没有缺环，但与地处中原的商周文化相去甚远，与地处更南的越文化更是大相径庭。一些学者认为，将其视之为湖湘本地土著民族的文化更为恰当，这个民族就是殷商人未进入湖南之前的湖湘本土史前文化的创造者苗蛮的一支，也许就是不断见诸史籍然而又扑朔迷离的“三苗”。在这次经过科学发掘的墓葬中，有数座出土了青铜器，既有典型的商末青铜兵器戈与矛，也有礼器鼎与尊，这些应该属于受到殷商文化影响的作品； 但是，另外有6件铜鼎和1件铜尊的形体很小，总体形态和纹饰类似商器，但有变异，个别因素与西周晚期以后越式鼎中的一种、即盘口鼎似有渊源和演变关系，这后一类器型，显然系本地铸造。由于这是一处既有遗址又有墓葬的地方，故铸造这些铜器的人群也应该是其使用者，亦即苗蛮的一支——三苗。这一问题的解决，同样为宁乡铜铙的制造者的族属找到了可以为人们所接受的答案。
此外，湖南有着丰富的金、铜、锡等矿产资源，后两种矿产就是铸造青铜器的金属材料。更值得指出的是，青铜是一种以铜、锡为主要材料的合金，与中原所发现的同时期青铜器相比，湖南所发掘的商周青铜器中金属锡、铅的含量较多，还含有中原青铜器中非常少见的金属锑，而湖南正是中国锑金属的主要产区，也为这些青铜器为湖湘本地所铸造提供了有力的内证。由此可见，远在先秦时期，湖南的铸造业已经非常发达。这也可以作为当时湖湘社会文化已经非常发达的佐证。如此多的祭祀礼器、乐器和饮食器具的出土，可以证明在商周时期，湖湘大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文化形态达到一定水平。
3. 春秋战国时期湖湘文化的初步发展
春秋战国，湖湘的社会经济文化进入了初步发展阶段。要对春秋战国时期湖湘地区文化的发展概貌及其属性特征有一个较为准确清晰的认识，首先必须了解这一时期湖湘地域内的民族构成情况。
据史籍记载及考古材料证实，在春秋战国时期乃至更早以前，湖湘大地主要居住着五个古老的民族或部族群，即越人、蛮人、濮人、巴人和楚人。其中前三者最为古老，可以称之为湖湘大地的 “原住民”，后两者进入湖湘地区的时间相对较晚。
古越人是湖湘地区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最早广泛分布于除湘西之外的湘东北、湘东、湘中和湘南地区，即湘江流域和资水中下游地区。在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楚人进入湖湘以后，居住在湘北和湘中地区的越人群体南迁，集中徙居于湘南地区，即湘江中上游流域。直到秦汉时期，越人一直是这一地区的主要住民。此后，部分向西南和南方迁徙，部分仍然留在湘南，成为现今湖湘侗族的先民。
蛮人也是湖湘地区最古老的民族或部族群，一般认为是殷商至西周时期的 “荆蛮”，即远古时期曾经与炎、黄两大部族集团逐鹿中原的苗蛮——“三苗” 的后裔，广泛分布于长江中游和湘北的洞庭湖沿岸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在兴起的楚人的不断征伐挤压下，部分被融合进楚民族，部分则从滨湖平原溯沅水、澧水向湘西和湘西南迁徙，仍然保留着自身的民族特色和民族独立性，成为现今湖湘苗、瑶民族的先民。
濮人也是湖湘大地最古老的原住民之一，是当时散居在汉水流域及其以南一带如湘西北地区的一个历史悠久的方国部落群。顾颉刚在《史林杂识·牧誓八国》 中认为，濮人的活动地区广阔，东起荆楚，西至四川、云南、贵州，南及湖湘一带。据《尚书·牧誓》记载，濮人 ( “百濮”) 曾经作为一个独立的部落群参加了周武王伐纣灭商的战争。聚居在湘西的濮人后来成为秦汉时期史籍中所记载的 “武陵蛮”和“五溪蛮” 的主要民族构成部分，与前述“蛮人”一道，成为现今湘西和湘西南苗、瑶等少数民族的族源之一。
相对于中原各民族而言，在当时，以上三个民族或部落群的社会经济生产力发展较为落后，故尚未建立起统一的国家。这就是《左传·文公十六年》孔《疏》引杜氏《释例》所说的： “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 ‘百濮’ 也。”前述所谓 “苗蛮——三苗” 的民族社会发展状况亦是如此。正是如此，史籍对其记载较为散乱，有时还相互交错混淆在一起。在先秦古籍中，对居住在南方包括湖湘的各民族统称为“南蛮”，这是一个庞大的民族系统，内部民族关系比较复杂。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四裔》 中将南蛮分为卢戎、蛮、濮、巴四族，其中的卢戎即蛮族之一，因而顾氏认为“南蛮”实际上是指蛮、濮、巴三个民族或部落群。有些学者如顾铁符在《楚国民族述略》 中认为，我国古代的所谓“三苗”，指的就是这三个民族——这些民族或部落群中的某些部分，便是历史上乃至现今仍然生活在湖湘大地的各少数民族。无论怎样，他们是在湖湘大地居住最久、人数最众、文化最为丰富、历史沉淀物最深、对湖湘文化的原创贡献最大的土著民族，则是无疑的。这三个湖湘远古原住民族或部落群的存在、活动情况以及文化特征，不止是有着许多历史文献的记载，还得到大量考古发掘材料的证实。他们远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前，就已经进入到青铜器文明的时代之中。 巴人相传起源于鄂西清江流域，为廪君巴务相的后裔，也曾经参加周王伐纣灭商的战争，周初受封建立巴子国，其领地大致为鄂西和川东一带。战国时期，在势力兴起的楚国的逼压下，逐步向川东退缩。春秋时期，与巴人发源地鄂西相邻的湘西北地区已经有了巴人的活动。战国中后期 (前316)，巴国被秦国所灭，川东失国的巴国遗民大批流徙进入湖湘，散居于湘西北和湘西的蛮人、濮人居住地区。这一民族，也成为秦汉时期的 “武陵蛮” 和 “五溪蛮”构成部分，并成为现今湘西土家族的族源。
楚人是进入湖湘大地较晚的一个民族。与湖南古代民族历史有关的楚人，应该包括两部分人，其一即前述自夏、商时代一直居住在洞庭湖区的湖湘土著民族“荆蛮”而后被融合进楚民族的一部分； 其二为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征服者不断从长江以北楚国腹地南下湖湘的楚人。这一部分楚人包括有楚国的王族和贵族、派遣的地方行政官员、南征的士兵、部分移民和商人及其家属等，还包括部分被楚灭国和同化后被强制南迁的江北方国居民。春秋以前，楚人主要分布在湘中、湘西北和湘东北地区； 自吴起相楚征湘后，逐渐分布到湖湘各个地区，其中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地区较为集中，其他则分布于长沙、益阳、常德、临澧至湖北江陵的交通线上； 在湘南和湘西南地区，楚人仅仅作为统治者和征服者，为数甚少。
以上所述巴人和楚人进入湖湘的时间均较晚，且巴人仅仅分布并散居于湘西北和湘西，楚人则主要分布在部分中心城镇和交通线上，而且无论是绝对人数还是相对人数都较少，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被包围在其他湖湘原住民族的“汪洋大海”之中，故述说春秋战国时期的湖湘文化，肯定难以将楚文化作为湖湘地域文化构成的主体。据《史记·楚世家》记载，公元前822年，楚国的国君熊霜去世，他的三个弟弟争位，最后的结果是仲雪死，叔堪(叔熊) 逃亡避难於濮，少弟季徇立为君主。据《国语·郑语》记载，楚国的一些贵族准备支持叔堪(叔熊) 立为国君，因为祸难而没有成功，最后，叔堪只得留在濮地而被濮人蛮化了，没有再回到楚国。由此可见，在商朝乃至西周时期，活动于湖湘大地的包括 “濮”在内的“三苗”作为一个庞大的方国部落群，尚未归顺于楚国成为其版图内的属民，反而还具有一定的军事能力得以保护楚国的王族流亡者，并具有吸引他人归化的文化同化力。
东周时期，楚国日益强大。公元前758年，楚国蚡冒即国君位，随后便开始了对濮族的征战，以开启疆土。公元前704年，熊通自立为楚武王后，即对濮族大举进攻，并占有其地。经过这次打击，汉水流域的一部分濮人与楚人融合，其余的则纷纷逃亡迁徙，楚国的军事政治势力开始占有汉水流域并从西路进入湖南的湘西地区。公元前689年以后，楚文王即位。《汉书·地理志》 “罗”应劭注： “楚文王徙罗子自枝江居此。”汉代的罗县，即今之岳阳泪罗，故城在今泪罗市西北。表明此时楚国已经从南路进入湖南，并建立了战略据点罗子国城。此后，史籍中虽然记载着楚国不断地向周边征战并扩大版图，但在这一时期，楚国究竟是否进入了湖南内地以及进入了多深的地域，并没有明确的记载。而大量的考古材料证明，直到春秋时期的中叶，湘东南、湘中地区，即湘江流域，仍然生活着以印纹硬陶为考古文化特征的古越民族。多年来，在湖南的境内发现了不少属于春秋时期的楚文化墓葬和遗存，但几乎全都分布于湘、资、沅、澧四水的交通要道上。
一般认为，楚国大致是在西周末东周初开始将其势力深入到湖南，并将湖南的大部分地区纳入楚国的版图。但是，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清代学者顾栋高认为 “春秋时楚地不到湖南”。不论怎样，作为与楚国紧密相邻的地区，湖湘文化受到楚文化的一定影响，应该是没有疑义的。而且，这种影响，更加促进了湖湘本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战国时期，楚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在激烈的兼并战争中不断加强对江南地区的开发。据《后汉书·南蛮传》载： 约公元前385年，著名的军事家吴起 (?—前381) 担任楚悼王的相后，“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可见，直到此时，楚国的势力才真正伸入到湖湘的腹地，并置黔中郡进行着统治。而此时距楚国被秦国灭亡的前223年，只有160余年的时间。然而，楚国的黔中郡存在的时间仅仅只有百余年，因而楚国对湖湘部分地域的实际控制和直接的文化影响，为时并不是很长。
4. 秦汉至隋唐时期湖湘文化的继续发展
秦王朝建立后，施行了有利于封建集权专制的郡县制，广修驰道，统一了币制和度量衡，湖湘地区也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逐渐与中原地区融为一体，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秦王朝统治的时间虽然短暂，但版图的统一，促进了各个地区文化的交流、碰撞和融合，为湖湘地域的社会经济文化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秦汉时期，湖湘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主要促进因素，是在全国统一的背景下，北方、中原及各个地域的大量移民涌人湖湘，并带来了他们各自包括生产技术在内的各种文化。整个秦汉时期，全国的户口数及人口数呈现出一种由低到高再到低的消长起伏状况，而湖湘地区则呈现一种大幅度、稳定性的增长趋势。这是由于中原地区兵祸天灾接连不断，当战乱较少、年成较好之时，人口呈增长趋势，反之则减少。因而每当中原兵祸天灾频繁发生时期，北方和中原地区的人口便大规模地向南迁徙，其中包括人们自发地迁徙以及政府有组织的移民。据史载，西汉元始元年 (公元2年)，湖湘人口数为71万多，到东汉永和五年 (140) 时便增长到281万多，一百余年的时间，人口增殖将近三倍。所增殖的人口数中，既包括本地人口的自然增殖，也包括大量外地的移民。随着大量移民的进入，湖湘地区人口的民族成分开始发生较大的变动。境内原有的大部分土著民族逐步向西部、西南部以至湖南境外的西南山区退徙，而外地移民则占据了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主要是湘北平原及湘中丘陵间的盆地。迁入的主要是中原人和原来楚地的住民，他们与那些还留在湖湘各地的土著住民融合，逐渐形成了湖湘境内新的主体民族——汉族。这一时期，作为广义荆楚地域文化产物的道家思想文化得到了飞跃的发展，形成了有别于先秦道家的 “黄 (帝) 老 (子) 道”，被学术界称之为 “秦汉新道家”。黄老道甚至成为了西汉王朝官方的治国指导思想。中国历史上的所谓 “文 (帝) 景 (帝) 之治”，与施行道家“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的治国思想是分不开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中，就有关于黄老道的著作。湖湘又被称之为 “屈贾伤心之地”，西汉著名的思想家贾谊，也一度因被贬谪来到湖湘担任长沙王太傅，留下了一些与湖湘有关的杰出篇章。他与先秦时期流寓并悲壮殉身于湖湘的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一道，成为了湖湘人的骄傲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文化资源。
三国时期，湖湘地区成为了吴、蜀军阀争夺的战场。至魏晋六朝时期，也遭受过多次战祸兵燹，出现过“湘土荒残” 的状况。这不能不对湖湘的社会经济发展造成负面的影响。但是，相对于中原而言，湖湘地区社会仍然较为稳定，故北方及中原的移民继续不断迁入，湖湘的社会经济虽然缓慢但仍在持续发展。这一时期，形成并流行于北方及中原地区的道教，以及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也陆续传入了湖湘，在交流融汇中给湖湘文化带来了新的文化基因，促进了湖湘文化的发展； 当然她们在湖湘文化的孕育下，也获得了新的生机进而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甚至引领着中国道教、佛教的发展潮流。例如，著名道教人物魏华存在南岳修道16年，传播上清经录，促进了中国道教上清派的产生并成为道教上清派的宗师； 以佛教“南岳怀让系” 为主体所形成的“江湖禅宗网络”，更是对全国乃至海外的佛教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隋唐五代，随着国家由分裂重新走向统一，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进入了空前繁荣的发展时期。湖湘地区也与全国保持着同样的发展态势。湖南作为一个独立的、具有重要政治战略意义的行政地域概念及人文地理概念，此时已经在人们的头脑中开始形成。这种印象的形成，当然是与湖湘地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已经有了长足发展的客观存在分不开的。这一时期，许多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因各种不同的原因来到湖湘地区，进一步推动了湖湘文化的发展。如果说在先秦时期湖湘文化是以地域民族文化凸现自身特色，那么在这一时期，湖湘文化则开始以地域思想文化特色而崭露头角了。
5. 宋元明清至近现代时期湖湘文化的蓬勃发展
宋王朝在公元960年建立后不久，即逐步消灭了南方包括湖南 “马楚”在内的地方割据政权，并着力经营南方。例如，宋神宗熙宁五年 (1072)，朝廷派蔡煜、章惇对湘中的梅山地区进行开发，新置了新化、安化两县，史称“开梅山”。南宋时期，北方的广大疆域沦入金人之手，湖南更是成为了南宋王朝所倚赖的重要地区。例如，著名的爱国主义将领、词章大家辛弃疾在任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期间，于长沙建立了练兵基地，创建了一支当时最精锐的地方部队——飞虎军； 飞虎军的营垒故地就是长沙妇幼皆知的地名 “营盘街”。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湖南的手工业、商业及交通，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官宦、学者都来过湖湘，并为湖南的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这一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局面的出现，无疑促进了湖南社会经济文化的飞跃发展，为湖湘文化的崛起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由此，湖南出现了像周敦颐这样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影响的本土学者，他所撰写的《太极图说》和《通书》，成为理学的奠基之作，他也被崇为宋代理学的创始人； 还产生了由流寓而定居湖南成为“湖南人” (原籍福建) 的胡安国、胡宏父子，他们开创了以 “经世致用” 为核心理念、以理学为学术特征、并致力于弘扬民族精神的湖湘学统，成为“湖湘学派” 的奠基者。两宋时期有着中国学术史上的 “濂”、“洛”、“关”、“闽” 四大理学学派。“濂” 学指以北宋周敦颐为首的学派，因其为湖南营道(道县)人并讲学于濂溪而得名； “洛”学指以北宋二程兄弟 (程颢、程颐) 为首的学派，因其居住并讲学于洛阳而得名； “关”学指以北宋张载为首的学派，因其讲学于关中而得名； “闽”学指以南宋朱熹为首的学派，因其主要在福建建阳考亭书院、崇安武夷精舍、松溪湛卢书院讲学授徒而得名。这四个学派，就有三个与湖南有关系。“濂”学为湖南人周敦颐所创； “洛”学的创始者二程兄弟曾经向周敦颐求学，为其弟子； “闽”学的创始者朱熹曾多次因出仕或讲学来到湖南，与湖湘学派的杰出传人、著名学者张栻交游并会同讲学于岳麓书院。与以前各个时代相比，湖湘文化的思想学术性特征从此产生，影响全国并绵延后世。例如，宋元以降直至明清，理学成为了官方哲学，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由巅峰步入末期，以及统治者对理学的改造和利用，以儒家思想为其主干的理学逐渐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约束人们行为的精神牢笼； 但是，“湖湘学派”所开启的以 “经世致用” 为核心理念的湖湘学，却有别于一般理学家们高谈性理而不切实际的空疏学术，成为士大夫文人关心政治、关注民生、着眼于社会发展的思想资源，经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影响到近现代的一大批湖湘爱国志士，致使近代乃至现代的湖湘文化以及湖湘的人才群体独步于中华。
从传统的华夏农耕文明角度看，元朝是一个由社会文明相对落后的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所建立的王朝。这一时期，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乃至文化冲突都非常激烈，导致整个社会的发展状况极不稳定。与全国的情况一样，湖湘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都陷入了一个历史的低谷期。明王朝建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强中央集权、整顿吏治、恢复生产，湖湘的社会经济文化也与全国一样开始复苏并得以发展。这种复苏与发展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尤其体现在农业生产的发展上，“湖广熟，天下足”取代了宋代的 “苏湖熟，天下足”，这表明包括湖湘地区在内的 “湖广” 已经取代以苏州、湖州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而成为中国粮食生产的重要基地。湖湘的城市经济主要是工 (手工业) 商业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虽然其发展速度及所达到的高度还比不上江浙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带动各个文化领域的发展，毋庸赘述。与前面所述各个历史时期相比较，明代对湖湘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新因素之一是大量移民的迁入。元末明初的连年战乱和兵燹，使得湖南境内的居民大批逃亡外省，主要是逃往四川。随后，各省人，主要是江西人，以从征、屯垦、宦游和经商等方式大批地涌入湖南。此即民间父老相传的 “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 的说法。大量的移民既引进了不同的地域文化特质，又带来了新的人种血缘基因。多元异质文化的交汇融合，无疑能够有力地促进湖湘文化的发展。
与元朝相比，虽然清王朝也是一个由关外入主华夏的少数民族政权，但除了易服薙发 (这些措施仅仅只针对男性而来) 等属于文化表层结构的强制性改变外，满清统治者从一开始，就积极学习和主动吸收汉民族文化，并一改明朝中后期统治者的腐朽糜烂，励精图治，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以致出现了可与历史上最兴盛的汉代“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相媲美的 “康乾盛世”。这一时期对湖湘文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积极举措，主要有单独建立湖南省的行政建制，以及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改土归流”。前者使湖湘的地域文化能够以一种无可争辩的空间概念向世人宣告； 后者则使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一直被置于“二等百姓”地位的各少数民族至少从理论上说享有与汉、满民族同等的政治地位。当然，各少数民族真正意义上的被解放，还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事情了。即使如此，在当时，“改土归流” 在客观上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还是产生了一些积极的推动作用，从而对湖湘文化的整体发展也功不可没。
清代后期以来，湖湘文化的特色彰显于世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自晚清经近代进而延续到了现代。湘军的兴起无疑是促使湖湘文化屹立于世并走向全国的一大助因，同时也是促使湖湘文化精神特质得以张扬并发展到鼎盛状况的一种动力。撇开对湘军施予太平天国起义的血腥镇压行为所应该作出的政治和道德评价不说，至少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下，湘军的兴起及其战功所带来的客观影响是：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拯危救世，舍我 (湖南人) 其谁？何况还有湘 (楚) 军统帅左宗棠率部抗击侵略者收复新疆的丰功伟绩！ 有“湖湘弟子满天山”！ 有谭嗣同的杀身成仁！ 有陈天华的舍生取义！ 现代，湖湘更产生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
近现代历史证明，在中华民族的存亡续绝之际，湖湘儿女立下了无以匹敌的不世之功，以致于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 中说： “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近人杨度在《湖南少年歌》 中写出了湖南人的精神，也写出了湖湘儿女的骄傲：“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尽掷头颅不足惜，丝毫权利人休取。莫问家邦运短长，但观意气能终始。”
(二) 湖湘文化与楚文化的关系
每当人们在谈到湖湘文化时，总是会联想起楚文化。甚至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湖湘文化就是属于楚文化系统，或者仅仅只是楚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其实这是一种由似是而非的观点所产生的误解。要搞清发生这种误解的原因，首先必须了解 “荆楚”一名及 “荆楚文化” 的概念。
在古代，荆楚仅仅只是一个地域概念。“楚” 当然主要指的是位于湖北的楚国或楚民族早期生活居住的楚地； “荆”指荆山 (关于商周时期的荆山究竟在什么地方，有多种说法，分别位于湖北、河南和安徽，一般认为指今湖北沮水、漳水发源地之荆山)，即楚族部落首领熊绎受封于西周之后所最早开辟的聚居地。这里的 “荆” “楚”合一，便成为与楚民族或楚国密切相关的 “荆楚”，此为狭义的荆楚地域概念。“荆” 又指 “荆州”，《尚书·禹贡》 载： “荆及衡阳惟荆州。” 《尔雅·释地》称： “汉南曰荆州。”《周礼·职方》载： “正南曰荆州。” 这里的 “荆” 也指荆山； “衡” 指衡山，《汉书·地理志》认为即指位于今湖南的衡山。荆州指的是从湖北荆山至湖南衡山这块广阔的地域。故汉代置 “十三部刺史”之一的荆州时，就一度将荆州的治所设在位于荆山与衡山之间的汉寿县 (今湖南省常德市东北)。在远古至先秦时期，湖湘地区还被视之为蛮荒之地，居住着各种 “蛮”族，既没有形成方国，也没有建置具体有效的行政建制，故没有对这一地域进行命名。由于在“荆州” 的地域内，荆山附近的楚人 (楚国) 是当时文明程度发展最高的民族 (氏族) 并建立了方国，他们的势力又一度进入湖湘，故往往又将广大的荆州地域称之为“荆楚”，此即广义的荆楚地域概念。产生于广义荆楚地域上的文化，当然被称之为 “荆楚文化”。
一些人正是基于在先秦时期湖湘地区从属于广义之“荆楚”地域这一历史事实，然后又将广义之“荆楚”混淆于狭义之“荆楚”，进而等同于以湖北为中心的 “楚国”或者是先秦时期的 “楚民族”，自然就得出 “楚民族 (楚国) 文化” 即是 “荆楚文化”，当然也就是，或者代表着先秦时期 “湖湘文化”的错误结论。
实际上，商周乃至先秦时期，在荆楚这一广袤辽阔的地域中，生活着许多不同的古老部族或民族，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族源和社会发展历史的方国，它们都有着自己的历史文明和文化特质； 所谓“荆楚文化”，只能是生活在这一广袤地域范围内的所有民族文化的总构成，怎么能以点掩面地将在短短的数百年时间内由一个弱小的部族和方国发展起来的楚民族及其文化，对其他部族及民族文化进行完全的掩盖！ 这种错误观点或模糊印象，无疑妨碍着我们正确地认识湖湘文化并进而明确湖湘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的历史地位。
支持这种错误观点的另一主要史实是： 在先秦时期，湖湘部分地区曾经一度被纳入楚国的版图，以及曾经有一些楚人进入并生活在湖湘的部分地区。关于楚人进入湖湘地区以及楚国统治湖湘部分地区的情况，在前面已经谈到。这里看看楚国究竟对湖湘部分地域进行了多长时间的有效统治。
如前所述，战国时期，楚国的军事势力一度 “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而进入湖湘地区，并在纳入其版图的湖湘部分地域建立起郡县制的行政建制——黔中郡。然而，楚国的黔中郡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史籍中关于楚国建置黔中郡的时间记载不详，但似应与吴起相楚后对湖湘地区的征伐有关，即应该是在公元前385年前后。然而，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昭王二十七年 (前280)，秦国就 “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秦昭王二十九年 (前278)，秦将白起攻取楚国的郢都 (今湖北江陵县西北的纪南城)，并向东攻至竟陵 (今湖北潜江西北)，向南攻至洞庭湖一带； 楚国被迫迁都于陈 (今河南淮阳)。后来，在秦军进一步的逼压下，楚国又先后迁都于钜阳 (一说位于今安徽阜阳北，一说距陈不远) 和寿春 (今安徽寿县)，楚国的政治中心已经移到长江下游地区，从此再没有能够回到江陵的郢都。最有意思的是，为了缓解面临亡国危机却仍然在醉生梦死的楚国王侯贵族们的思乡之情，楚国将历次所有新建的都城全都仍然命名为“郢”。至此，楚国其实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倾覆灭亡只是迟早之事了。秦国则在所攻占的原楚国疆域内设置南郡，以楚国的原都城郢 (江陵郢都) 作为南郡的郡治所在地。被放逐湖湘，漂泊于沅湘流域之楚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也就是在痛感故国之沦亡，“哀故都之日远”、“生民之多艰” (《哀郢》) 而约于此年前后投泪罗江以死而殉其志的。由此可见，至此时，楚国与湖湘大地之间已经被秦国基本上隔离，无法进行有效的统治了。随后相隔只有一年的时间，在秦昭王三十年 (前277)，秦国又命蜀守张若由蜀 (今四川) 出发征伐楚国，取巫郡 (今四川巫山北)及江南地，置黔中郡。秦国所置的黔中郡，是在楚国的黔中郡基础上改置的，包括有现今湖南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川东、鄂西、黔东和广西、广东的部分地区，中心地区位于湖南沅水的中下游，郡治在今沅陵县。根据这些史实，楚国对湖湘部分地区的有效统治仅仅只有百余年时间。
楚国曾经将湖湘部分地区纳入其版图，只能表明楚国的军事或文化曾经影响到这些地方，但要据此认定湖湘之地已经完全被楚文化所覆盖，则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须知，受到影响与被同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近代以降，中华文明受到西方文化的巨大影响，包括马克思主义都是来自于西方。但是，中国人始终坚守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谁能够说中华文明就已经被西化了呢？ 台湾被日本侵占五十余年，在日占期间，日本人有意识地在台湾进行了强迫日化，不论是在日占期间还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回归祖国，台湾同胞的文化认同和心理认同都是炎黄子孙，台湾地域文化始终都保持了纯正的中华文明的传统特质，能够说因为台湾一度被日本所侵占，就成为了大和民族 (日本) 的文化不成？持此说者，其实是对基本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无知，是对文化理论、性质及特征的无知。更何况，先秦时期的楚民族，自身还只是一个正在发育成长中的民族，在中原各国看来，他们也只是南方的蛮族之一，其本身还不断接受着中原各地区、各民族、各诸侯国文化的影响，他们是否有能力并且自觉地对被其占领的周边部族或民族进行文化的同化，也是值得怀疑的。
远在殷商时期甚至更早，湖湘大地已经有了土生土长的原住民，有了早就迁徙进来的部族群或民族，有着自身的社会文明和物质文明，这些都可以从考古发掘的大量殷商时期的青铜器和其他物品中反映出来，而此时楚人还尚未来到湖北的荆山，更不要说进入湖湘。春秋时期，生活在湖湘地区的土著住民，虽然不断受到楚国军事力量的打击和楚文化的影响，但仍然以独特灿烂的本土文化卓立于世。战国中期，湖湘部分地区虽曾一度被并入楚国的版图百余年，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百余年毕竟为时甚短，湖湘原住民的本土文化要在这一短暂的时间内就被仅仅占据着一些中心城镇及交通线的楚民族所同化，实际上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移风易俗需要一个漫长的、复杂的历史过程，不要说全国，仅仅只看湖湘大地的一些少数民族，自汉唐以降被纳入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内和中央集权专制的统治下，并经历了宋代的“开梅山”、清代的“改土归流” 等多次同化，至今还保持着自身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便是明证。
正由于在楚人和楚文化的进入和影响下，湖湘地域文化还始终保持着自身的特质，当战国时期的楚国屈原 (前339?—前278?) 从楚都被流放到湖湘大地 (具体在沅湘流域，而这还是所谓受楚文化影响时间最长最深的地域) 之后，他所面对的乃至在其笔下流淌出来的湖湘地域文化，才会展现出如此奇异瑰丽的景色，并使他产生出如此多的创作灵感。因为，他所面对的是一种以前从未接触过的几乎全新的异质地域文化，这种地域文化保留着更为原始、更脱离 “世俗”、更具有 “天人合一”、“人神交感” 乃至震撼灵魂、拷问灵魂的精神要素和文化因子，沐浴在这种异质文化氛围下的屈原才会获得一种全新的感受，从而导致其精神的超越和灵魂的升华。完全可以说，没有奇异瑰丽、独具特色的湖湘 (沅湘) 文化，就没有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历史上的屈原； 而这也恰恰证明了，远在先秦，湖湘文化就形成了一种有别于以湖北为中心的楚文化的异质文化，即作为地域文化的湖湘文化以及作为民族 (部族) 文化的“古越” 和“三苗”等文化。我们应该正本清源，还湖湘文化以本来面目，确立湖湘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中应有的历史地位。三、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
文化精神，或曰 “民族文化精神”，这是20世纪上半叶以来国内外学术界讨论得十分热烈的一个话题。什么是文化精神？对此大家见仁见智，表述各有不同。但归结起来，文化精神是指一个社会群体所特有的精神取向和精神风貌，是一个社会群体所特有的不同于其他社会群体的行为观念的总和。作为一种地域性的文化形态，湖湘文化有着其独特的、固有的、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精神特质。这种精神特质不是单一的，它是由多种要素组合而成的复合体。
(一) 湖湘文化精神特质要素的基本构成
每一个社会群体的文化与其他社会群体的文化相比都具有不同的特征，其差异表现五花八门、方方面面，而其中最根本的、起决定作用的就是文化精神的特性或差异性； 不同的社会群体(或民族) 有着不同的文化，也有着不同的文化精神。文化精神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精神取向和行为观念的总和，其构成无疑是一个多层次多侧面的复合体，其内涵是复杂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那么，湖湘文化其独特的、固有的、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精神特质要素究竟包涵有哪些因素？我们认为，如果用历史的眼光，从发展的过程来着眼，那么大致而言，湖湘文化精神的基本要素结构可从民族文化、学术思想及社会阶级(阶层) 分野三个层面进行考察，每个层面又各分为两个并列生成发展的子系统。
1. 从民族文化层面考察湖湘文化精神特质的构成要素
自古以来，湖南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区域，除汉族外，今日湖南境内仍然居住着土家族、苗族、瑶族、侗族、回族、壮族、维吾尔族等50多个少数民族。因而湖湘文化不仅是一种地域文化，从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一种多元的民族文化。湖湘文化既然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生活在湖南这块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积累、积淀而形成，它也就必然是和中华传统文化一样是多元融合发展的结果。从民族文化这一层面来对湖湘文化精神特质作追根溯源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湖湘文化精神特质发展的两条线索。
第一条线索是导源于远古湖湘大地的 “三苗”、“荆楚” 文化系统。这是湖湘大地古老的原住民和在各个历史时期先后迁徙到湖南的各少数民族所共同创造和积淀形成的文化系统。比如尧舜时代的三苗文化。今日学者一般认为三苗是九黎后裔在其首领蚩尤败亡之后南迁到湖南境内的。三苗在洞庭湖平原，在武陵山区长期活动，他们对湖南早期的开发发展无疑作出了重要贡献，湖南湘西北的苗族古歌中有很多内容叙述了其祖先三苗在“洞庭彭蠡”之间水乡斗鳄鱼、开水田的史迹②，后来他们又来到环境险恶的武陵山区开辟新的生活，三苗人民战天斗地的战斗精神，对后世湖湘文化精神要素构成的影响不可忽视。到了殷周之际三苗又发展成为 “蛮” 或 “荆蛮”，西周春秋之际，随着楚人进据湖南，他们大都“仍保持着自己的民族特色和独立性”，成为后来苗族的先民 “武溪蛮” 或 “武陵蛮”，但也有少部分“同南下的楚人融合，成为楚民族的组成部分”③。这些融入楚民族中的三苗遗民，其文化对楚人当有着一定的影响，如楚人的信巫鬼重淫祀、尚武精神与这部分三苗遗民应有一定关联。如屈原《九歌》 中祭战神蚩尤的有关篇章就受到了蚩尤遗民的影响。
直到唐宋以前，湖湘还被视为蛮荒之地，部分地区还根本没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当然也就没有受到汉民族主流文化的深度熏染，因而才有宋神宗熙宁五年 (1072) 蔡煜、章惇开梅山和安化、新化的建县，以及清代雍正年间对湖南边地少数民族地区的 “改土归流”。这些事实说明这一民族文化系统在某种意义上说从远古直至宋代甚至更晚，仍是湖湘境内某些地域的一种 “主流文化”，还展现出强烈的生命力，而它的精神感染力则一直影响到现代。由于少数民族在历史上长时期与汉民族及中原王朝相对而言处于生存空间、政治话语和文化话语的弱势地位而被边缘化，使得这一民族子系统文化具有顽强求生、敢于冒险、叛逆主流、独立不羁和草野蛮横的精神特质，是湖湘文化强悍、坚韧、耐艰苦、不怕死的士风民习，“独立不羁、自我意识强烈、不肯调和、不肯轻易服人的精神内核” 的重要来源之一。②历史上湖湘民族构成的多变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从一开始，湖湘文化就是多元并存共构的。第二条线索是导源于炎黄 (二帝或部族) 文化、舜文化等远古产生并在后世(约在汉代)定形的以汉民族为代表的 “主流民族文化” 系统。如有学者认为，“炎黄二帝在开创原始文明进程中所形成的炎黄文化，对整个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和长远的影响，形成了一个姹紫嫣红的百花园。其中湖湘文化显得格外妖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 第一，湖南得天独厚的地理自然环境，“使湖南成了中原文化吞吐的南大门”，从而使得中原炎黄文化与湖南本土文化能在这里交融会合； 其二，炎帝神农部落“率领湖南先民率先跨入原始农业规模农耕文化的门槛”，如彭头山文化、城头山古城等农耕文化的辉煌成就，“充分体现了湖南先民的自尊、自信和独立自强的意识，树起了敢于和善于征服洪荒的艰苦创业和开拓创新的湖南精神的第一块里程碑，给尔后发展的湖南精神打下了第一次深刻烙印”； 其三，黄帝曾亲临湖南各地巡狩，加快了与炎帝部落的融合发展，炎黄联盟 “共同开发三湘四水，树立起了包容互补、团结统一，凝聚力很强的湖南精神的第二块里程碑，给尔后的湖南精神再一次打下了深刻烙印”； 其四，“炎黄文化对于人类文明的永久价值，以及炎、黄二帝耸立于湖南的人格榜样的无穷力量，使湖南人一代一代的品格谱上炎黄文化的基色，也就是说从小浸润和濡染在炎黄精神的家园中”，湖湘文化后来的“精髓都是得益于炎黄二帝”，“正是由于拥有炎黄文化所汇成的浩荡源头和雄伟始基，湖南先民便得以高举炎黄艰苦创业、开拓创新、牺牲奉献和包容互补的崇高旗帜，在勇于征服自然、降服洪灾、勤攻科技、为民造福和民族团结的世代斗争中，也就同时继承、磨砺和发扬着与炎黄精神形影相随的刚毅执着性格和顽强务实的作风，伴随着炎黄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从而形成了具有湖湘传统的民风民俗”。
这一文化系统的影响产生于先秦，在秦汉形成大一统的国家格局后，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频繁交流，其影响也不断扩大和加深。宋代以降，赵宋政府加强了对湖南的开发，尤其是南宋王朝偏于一隅后，湖南由偏远之地一变而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达地区，这一文化系统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作为理学学派之一的湖湘学派文化正是在这一特定的社会政治历史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主流的汉民族文化，有着较之“苗蛮”等少数民族文化更为成熟的特质和更为宽广的视野。这一认识的立论依据，可以从直到宋代，诸多学者或官吏每当出仕湖南，下车伊始，当务之急就是忙着移风易俗的施政活动中得到证实。所谓“移风易俗”，就是以正统的汉民族儒家主流文化和习俗来移易本土的民间文化习俗和少数民族文化习俗。
2. 从思想文化层面考察湖湘文化精神特质的构成要素
从思想文化层面或者说从观念文化层面来考察湖湘文化精神特质的构成是一个必要的和重要的视角，这一视角下的湖湘文化也是错综复杂包蕴丰富的。为了简明起见，这里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
第一个方面是儒家思想文化系统。在湖湘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唐宋以前基本上找不到明显而突出的儒家思想文化系统代表人物，然而并不能说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就不存在，其影响面与影响程度与上文中所述汉民族文化的影响情况大致重叠。直至北宋周敦颐具有浓郁儒道思想合流之濂溪学派的出现和南宋时期湖湘学派的兴起，到朱、张会讲于长沙岳麓书院这一中国思想史上的大事的发生，湖南才在中国正统主流文化中取得了独具影响的一席之地。这一文化系统从宋代迄明、清一脉相传进而一直影响到近、现代。这一思想文化系统的精神特质有着大华夏天下的世界观、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深厚的忧患意识等。但是，当儒家文化成为一统独尊的社会政治垄断话语后，也容不得半点“异端邪说” 的存在，这自然影响到受其浸染的湖湘文化精神特质，从而使后者展现出既具进取性、责任感又兼具保守性、独断性的复杂性质。
第二个方面是道家思想文化系统。道家文化的发源地是包括湖南在内的荆楚地区。在湖湘大地，这一文化系统的特征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显现。道家思想文化系统相对宽容和超脱，其精神特质是追求精神自由，有着浓郁的诗性特征。如作为湖湘第一位本土名人而被湖南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湖南历代人名辞典》收录的善卷，他在先秦道家代表人物庄子的笔下，就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①之追求精神自由的道家理想人物。生活在战国中后期与湖湘关系极深的屈原也可说是这一思想文化系统的代表人物，他的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奇特诡异和浪漫不羁，正是一种典型的道家精神。直到今日，我们仍可在一些湖湘文化代表人物的身上感受到这种文化精神特质； 当然，在屈原身上，也有着类似于儒家的社会责任感与深厚的忧患意识。
必须指出，这里仅仅提及儒家和道家文化系统，是就其主流，并且是对建构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影响较大而言的，并非否认其他学派或者宗教的思想文化对湖湘文化精神特质的形成也产生着一定的影响。
3. 从社会阶级(阶层)分野层面考察湖湘文化精神特质的构成要素
从社会阶级或阶层来考察某个地域文化或民族文化也是必要的和重要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湖湘文化，可以从下面两个方面展开分析。
第一个方面是庙堂文化系统，或者说是居于正统地位的、儒法并构的官方的文化系统。其文化特征较为精致成熟，但有着惟我独尊的政治霸权和文化霸道的意味。在政治权力的运行和社会教化的推广，甚至在家庭或家族的维系等方面，这一文化系统都在发生着最根本的作用。这也是古代中国社会政治领域的主流文化系统，其文化载体是自秦汉以降深入各地、各级的政权机构和官吏，以及受儒家 (包括法家)文化影响的城乡士绅等等。作为湖湘文化的庙堂文化系统与作为整个古代中国社会政治领域的主流文化系统的庙堂文化系统当然有许多本质上的一致，但其个性特征也是非常突出的。
第二个方面是江湖文化系统，或者说是世俗文化、大众文化、草根文化系统。它是一个与庙堂文化相对立的社会潜流文化系统。这种潜流文化具有某种反主流、反规范的草莽野性气息，以及不受拘束的霸道(湖南民间称之为“霸蛮”) 意味和落后保守的性质。但在深厚强烈之宗法血缘传统社会的语境下，这一文化系统中也存在着自身的独断专制性质，尤其体现于江湖上形形色色的宗法社会组织或帮会组织，甚至深入到一般的社会家庭之中。其文化载体是世俗社会的各色人等，尤其是普通民众。湖湘文化中的江湖文化系统其特征也是非常明显的。
以上对湖湘文化精神要素从三大层面六个文化子系统作了简要的分析。实际上，这三大层面六个文化子系统之间有时并不是泾渭分明，而是常常错综复杂地交织重叠在一起的。大致而言，民族文化层面的 “三苗、荆楚文化系统” 与社会阶级 (阶层) 分野层面的 “江湖文化系统” 部分交织重叠，民族文化层面的所谓“以汉族为代表的 ‘主流民族文化’ 系统” 与学术思想层面的 “儒家文化系统”及社会阶级(阶层) 分野层面的 “庙堂文化系统” 部分交织重叠，学术思想层面的 “道家文化系统” 与社会阶级(阶层) 分野层面的 “江湖文化系统”部分交织重叠等。
这里所说的是大致而言的部分交织重叠或者契合，当然并不是完全等同。
先看相互契合。例如，民族文化层面的 “以汉族为代表的 ‘主流民族文化’”也包涵着 “朝野”，也就是“庙堂” 与“江湖”，以及“儒家”与 “道家”两大层面四个子系统的文化要素； 民族文化层面的“三苗、荆楚文化”与思想文化层面的 “道家文化”有着某些关联； 思想文化层面的 “儒家文化” 与社会阶级文化层面的“庙堂文化”更是有着天然的契合点； “道家文化”部分参与了 “庙堂文化” 的建构；“江湖文化”可以在“道家文化” 中找到其思想的因子等等； 而“江湖文化” 的 “反潮流、反规范的霸道(霸蛮)” 与“庙堂文化” 的 “政治霸权” 和 “文化霸道”有时可以有机地结合，而它们一旦结合，对整个社会常常意味着某种灾难的伴生。
再看相互排斥。这三大层面中的有些子系统文化是无法重叠或者契合的。例如，“儒家文化” 中就不能掺杂半点 “江湖文化” 的东西； 而“三苗、荆楚” 等少数民族文化在历史上从来就没能成为全社会政治或者文化意义上的 “主流文化” 等等。
湖湘文化正是上述所有文化特质所构成的一个多层次、多侧面的复杂矛盾、优劣共生的复合体。其内涵是复杂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庙堂与江湖”、“粗俗与高贵”、“进取与保守”、“温情与冷酷”、“包容与排斥”、“敢为天下先与不当出头鸟”、“以天下为己任与自扫门前雪”等等对立的东西，都在其中彼消此长而共生共存。
当我们认识到这些以后，就可以理解为何湖湘文化既可以孕育出积极进取、敢为天下先的人物，又可以孕育出保守落后、愚昧无知的人物来； 也可以理解湖湘文化所孕育出来的同一个人物身上何以会同时表现出截然对立矛盾的行为和性格； 更可以理解为何在近代以降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湖南人独领风骚，而湖南在各个历史时期包括当代却始终是一个经济相对落后、思想并不解放的地区。因为当儒家的政治霸权话语深度介入社会生活后，它就会自我禁锢、自我约束、排斥异己而成为一种超稳定的保守格局的维护者； 而江湖 (草根) 文化的 “愚昧” 落后，也使得这种文化具有顽固的保守性。这就是近现代社会思想潮流难以深度地契入具有浓郁传统农耕文化特质之湖湘文化的原因之一。当我们将湖湘文化与江、浙及闽、粤等地域文化进行横向比较时，就可以体味出其中的细微甚至巨大差别来。
(二) 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 (湖南人的精神)
每个社会群体的文化精神都是在这个社会群体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因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同时每个社会群体都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而发展变化，从而这个社会群体的文化精神也必然会随着一起发展和变化。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一个社会群体的文化精神必然会不断有新的文化因素出现，湖湘文化精神亦是如此。那么，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究竟有哪些？或者说湖南人究竟有哪些精神特征？对此人们已作过不少的讨论，见仁见智的不同意见也有不少，这里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些分析。
1. 无所依傍、浩然独往的独立根性
有人认为： “湖湘文化的特质，可以用一个 ‘蛮’ 字来概括。”实际上，除了前面所提到的 “强悍”、“不畏艰苦”、“不怕死”、“尚武任侠”等精神风气之外，这个“蛮”字主要指湖南人所具有的独立不羁、不肯调和、不肯轻易服人、无所依傍、浩然独往的精神特征。
辛亥革命时的湖南志士杨毓麟将这种精神特征概括为“独立根性” 四个字，认为这种精神是湖湘文化的“根性” 即根本特性。他说湖湘文化“其岸异之处，颇能自振于他省之外”。如周敦颐“师心独往，以一人之意识经纬成一学说，遂为两宋道学不祧之祖”，王夫之“以其坚贞刻苦之身，进退宋儒，自立宗主”，王闿运“谈海外政艺时措之宜，能发人之所未见，冒不韪而勿惜”，“至于直接船山之精神者，尤莫如谭嗣同，无所依傍，浩然独往，不知宇宙之圻埒，何论世法！ 其爱同胞而惎仇虐，时之迸发于脑筋而不能自已。是何也？ 曰： 独立之根性使然也”。
杨毓麟列举了周敦颐、王夫之、王闿运、谭嗣同等几位先贤作为湖湘文化 “独立根性”精神的代表人物。在此还可补充几位。如辛亥革命元勋黄兴，在辛亥革命胜利之前对孙中山是信服的，他与孙中山精诚合作，在国内埋头苦干，组织发动武装起义，在战斗中身先士卒打硬仗，为辛亥革命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但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对孙中山个人宣誓效忠，黄兴对此坚决反对，并不因孙中山是领袖而盲目服从。又如彭德怀，他与毛泽东同为湘潭人，他长期在毛泽东领导下从事军事斗争，也非常佩服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但他仍保持着自己独立不羁的性格。据说他直到延安时期的后期仍称毛泽东为 “老毛”，是党内高级干部中改口称 “毛主席” 的最后一位。庐山会议他向毛泽东上书，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以致最终被定性为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正是作为深受湖湘文化浸染的两位湖南巨人“独立根性” 精神的一次深刻体现，两人所表现出的精神气质是一致的。还有曾国藩“屡败屡战”、“扎硬寨”、“打死仗”，郭嵩焘不顾被人攻讦为“辱国”而慨然出任近代中国第一任驻外大使，左宗棠独排众议以70岁高龄率兵远赴天山，毛泽东热心留法勤工俭学活动自己却不赶热潮留在国内投身现实革命斗争等等，都是这种精神风气极好的例子。
湖湘文化中的这种 “独立根性” 当然是由来有自的，杨毓麟虽将其追溯到北宋周敦颐，其实还应远往前溯。
冯友兰曾对荆楚人的“独立精神”有过一番议论。他说楚人“有极新之思想”、“不受周之文化之拘束”，并举屈原为例，说明这是一种文化精神的独立性。①荆楚文化中的这种 “独立根性”，并不仅仅体现在屈原这样的文化精英身上，而是处处可见的。荆楚人并不在乎别人称其为 “蛮夷”，反而宣称“我蛮夷也”②，表示了对中原王朝的蔑视，显示了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独立精神； 楚人敢于自己称王而不待周王朝的封号，更是自我意识的强烈表现。这种自我意识强烈的 “独立根性”，无疑受到了湖湘大地远古部族之“九黎”、“三苗” 精神的浸润和影响。湖湘之地，本是蚩尤遗族三苗部族长期生活居住过的地区； 春秋战国之际，三苗的后裔“荆蛮”、“苗蛮” 也生活在这一块土地上。当屈原遭受流放，来到沅湘之间的这块土地上时，当地的土著仍是“苗蛮”等三苗后裔。楚人既与“九黎”、“三苗”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九黎”、“三苗” 的文化精神对楚人有着影响就是非常自然的事。“九黎”、“三苗” 的这种“独立根性”文化精神，在湖湘这块热土上代代传承，经历数千年的漫长岁月而至今不息。从周敦颐、王夫之、魏源、曾国藩、左宗棠、王闿运，直到毛泽东等等，他们这些湘人的行事、性格中无不深深浸染着这种“独立根性”精神。这种精神是湖湘文化中的一大宝贵精神财富，是应该不断发扬光大的。
2. 心怀天下、勇于献身的爱国情操
爱国主义这种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它是在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反过来又给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给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进步以重大影响。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而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传统尤为突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湖湘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有其自身形成和发展的必然逻辑。
最早在湖湘大地奏响爱国主义乐章的是屈原。东周战国时期，王室衰微，诸侯纷争，在复杂的政治形势下，士人们的国家观念普遍缺乏，但也有一些仁人志士，他们具有崇高的政治理想，表现出深切的爱国之情。屈原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他担任楚国左徒期间，积极向当政者提出了不少改革内政、修明法度、发展经济、联齐抗秦的主张。这些主张对楚国的社会发展有好处，但却会损害贵族们的既得利益。楚怀王听信谗言，将屈原放逐。面对残酷的现实，屈原不愿同流合污，他深爱着自己的祖国但又无力回天，只有将满腔忧愤倾注于诗歌创作之中，《离骚》、《天问》充分表达了他忠贞深厚的爱国情操。屈原最后在汨罗江投水自尽，以身殉了自己爱国主义理想。屈原虽不是出生在湖南，但他充满爱国激情的诗篇产生于湖南，他以身殉国的壮举完成于湖南，他的思想和行为对湖湘文化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西汉初期政治家贾谊受到朝廷排挤，被贬来到长沙。他想起与自己经历相同的屈原，写下了《吊屈原赋》对屈原表示哀悼，并借此倾诉了自己报国无门的愤怒和忧伤。贾谊受到屈原为国分忧精神的感染，身不在其位却仍然坚持给文帝上奏章，阐述自己的治国方略。他的忧民爱国对后世，对湖湘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南宋时期湖湘学派的创立及其传播，湖湘文化爱国主义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当时宋金交战，是国家危亡、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时期，湖湘士人们坚决主张抗金，反对妥协投降，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不惜赴汤蹈火的精神品质。湖湘学派的奠基人胡安国在向宋钦宗所上的《时政论》 中就坚决主张抗金收复失地。胡宏在上高宗书中对金南侵而朝廷步步退让极为不满，甚至痛斥最高统治者 “顾虑畏惧”，朝臣“欲偷安江左，贪图荣宠”。同时，湖湘学派的许多师生还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着爱国主义，在国家危亡之时，他们直接投身到抗金的斗争之中。如胡宏的弟子张栻就曾跟其父亲张浚兴师北伐，张栻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英勇以及他那抗金爱国的坚定立场和思想，深深影响了湖南士人。南宋末年，蒙古人南下进攻长沙，在湖南安抚使李芾的率领下，长沙军民包括潭州书院、湘西书院、岳麓书院的数百学生义无反顾地投入守城战斗，坚守半年之久，最后矢尽粮绝，李芾和学生及许多官兵都壮烈殉国。这爱国主义的悲歌永远激励着后人。
明末清初，清军入中原烧杀掳掠，湖南士民和各书院学生投身于抗清救亡斗争之中，书写了又一页爱国主义的新篇章。南宋抗金名将吴猎的后裔、岳麓书院山长吴道行眼看明朝大势已去，自己空有报国之志而无力回天，最终绝食死于岳麓山。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则在明朝灭亡、清军追剿农民起义军余部和南明政权进入湖南之际，挺身而出，毅然举义兵于衡山，组织抗清斗争，失败后又埋首著述，完成“六经责我开生面” 的重任，以寄家国之仇，终生不作清王朝统治下的臣民。
进入近代，随着西方列强侵入中国，民族矛盾急剧上升，湖湘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更加发扬光大。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近代湖南士人几乎都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当作自己的神圣职责与使命。其次，近代湖南士人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焕发出了一种百折不挠和勇于献身的奋斗精神。再次，近代湖南士人为了最终达到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目的，注重把抵制外国侵略与学习西方有机结合起来。如魏源，面对中国封建王朝的种种衰世迹象萌生了变革拯世意识，他在《海国图志》 中开宗明义地揭示该书是“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他不仅主张将西方长技用于军事，还主张将之用于国计民生。魏源的思想是洋务运动的理论先驱，曾国藩、左宗棠等湖湘人士接受了 “师夷长技以制夷” 的思想。在他们的倡导下，中国开始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 “求强、求富” 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实践，对于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起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左宗棠，不仅是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而且在他古稀之年还率兵出师新疆，为维护祖国统一、领土完整作出了卓越贡献。甲午战败，天下震动，湖湘志士大批涌现，谭嗣同是这批志士中的杰出代表，他面对着国家“瓜分豆剖”，“亡国灭种” 的严峻局势，毅然走在国人的前列奋起救国。戊戌政变时，他本可逃过劫难，但却甘愿受死，慨然表示：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从嗣同始！” 以自己的鲜血唤起民族的觉醒，表现了大义凛然的爱国主义情操。在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中，湖南的志士无论在理论思想领域还是在革命的斗争实践中，都涌现了一批批英雄人物。如宋教仁、黄兴、刘揆一、刘道一、陈天华等。可以说，没有湖湘子弟的参与，就不可能有辛亥革命的成功。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岳麓书院弟子杨昌济先生的经世救国思想影响下，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湖南志士又乘时而起，他们创立新民学会，继承湖湘文化“以天下为己任” 的爱国主义传统，以 “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为新文化运动在湖南的传播作出了很大贡献。新民学会会员留法勤工俭学，创办《湘江评论》，不断探寻救国真理，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转而以俄为师，把反帝爱国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结合起来，把爱国主义发展到了崭新阶段。
3. 关注现实、体用结合的经世学风
所谓经世济用，又称通经致用，即理论与实践结合以经邦济世。这是中国儒家的一种优良学风。湖湘文化更是具有经世致用的突出特征。有学者认为经世致用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基本精神，不能将它视为湖湘文化精神特点，王兴国先生对此曾有辨析，他说： “诚然经世致用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特征之一，但是它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表现是有程度不同之区别的。例如清代汉学盛行时，在某些省份经世致用思想是不被重视的，但是在湖南却是始终一贯的，到了近代则在全国处于领先的地位。”①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的学风，可以上溯到先秦汉唐时代。战国的屈原，西汉的贾谊，其学问文章与治国安邦的抱负、忧国忧民的心怀、理想追求的实践浑然一体，他们是湖湘文化中经世济用学风的先行者。东汉的蔡伦发明了造纸，泽被后世； 三国的蒋琬，以实干精神而为诸葛亮赏识； 唐代的柳宗元、刘禹锡学问高文章好，忧国忧民振时济世，力倡改革遭受贬谪也不改初衷，他们推动了经世致用学风在湖湘文化中的发展。
到了宋代，随着湖湘学派的创立，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学风正式形成，并在后世不断发扬光大。宋代湖湘学派开山者胡安国苦治《春秋》数十年，其目的是“康济时艰”； 胡宏兄弟继承其父家风，主张从事学术的目的是“明体” 以致用，而“致用” 就是要 “致” 现实的政治、经济即治国安邦得民的大“用”； 稍后的张栻更是把“传道以济斯民”作为宗旨贯穿于岳麓书院的整个教学活动中。在这种学风的影响下，湖湘学派培养出来的人才，都是具有实干精神的人物，如吴猎、赵方、彭龟年、游九言、游九功等人，他们或成为经邦济世的能员大吏，或成为卫国杀敌的良将英才。
南宋以后，湖湘文化经世致用学风得到进一步发展。明代王阳明心学陷入空疏一路，但王学在湖南的传播却有浓厚的经世济用的特点。张元汴等王门学者在湖南讲学，注重经世致用，反对空谈，倡导躬行实践，这都与正宗的王门心学有较大的距离。清初湖湘文化讲究实学，王夫之是代表人物，他的理论追求和济世实践，正是经世济用的最好范例。清中叶乾嘉时代考据学盛行，学者们钻入故纸堆而把社会现实问题置于一边，湖南的汉学家虽也讲考据，但他们却能注意将考据研习经史与通晓时务结合起来。如王文清治汉学不囿于经史训诂而是兼及礼、乐、兵、农等有关国计民生的实学，以使学生能通经致用。陶澍不仅是一位推行政治经济改革的名臣，也是一位倡导经世致用的大学者。他与魏源、贺长龄等人一起身体力行，不仅在盐政、河政、漕运的改革方面有很大的成绩，还形成了一个影响很大的经世学派，对后来的湖湘文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一步步加深，这促使了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学风的蓬勃发展。以曾国藩为代表的经世学派是陶澍倡导的经世致用学风的积极践行者，曾国藩在桐城派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 的基础上，加上“经济”二字，将“经济” 与义理、考据、辞章并列，在理论上将经世致用的主张提高了一步。又如左宗棠，他在青年时代就十分重视经世之学，特别注重以下两个方面的学问： 其一是地理学。左宗棠在道光十九年 (1839)撰写了《舆地图说》一书，于山川、道里、疆域沿革和历代兵事莫不悉心研究探讨。其二是农学。左氏曾买田于湘阴东乡柳庄，在此他不仅精研近人有关著述，且以古农法耕柳庄之田，在湘阴首倡种茶之风。正是由于左宗棠在青年时代就十分重视经世之学，才奠定了他日后的经世功业。
在经世致用学风的熏陶下，除了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之外，近代以降湖南还产生了一大批经邦济世的人物，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学、学术等方面都有不俗的表现，为世人所称道。这种学风还直接影响了近代湖南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到了20世纪初叶，这种学风又为杨昌济等学者继承发扬，并对毛泽东、蔡和森等新一代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4.实事求是、勤勉笃实的务实作风
实事求是也是湖湘文化精神的明显特征。在岳麓书院讲堂的上方，悬挂着一块匾额，上面题写的就是“实事求是” 四个大字，仿佛还在昭示着湖湘学人不断保持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实事求是” 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唐人颜师古认为，实事求是就是： “务得事实，每求其真也。”②在湖湘文化的传统中，实事求是不仅体现为一种学风，更重要的是它还与勤勉笃实、注重实践的务实精神结合起来，成为湖南人求学问道、经邦济世的自觉追求。湖湘文化的求真务实精神由荆楚文化发展而来，同时又深受墨家的影响。墨家提出了 “有本之者，有源之者，有用之者” 的三表法，主张认识事物要根据前人的经验，根据“百姓耳目之实” 和实践的效果来判断真理是非。墨家这种思想对湘人影响甚大，到宋代周敦颐以后，不仅成为了湖湘学人的哲学观念，并且成为了他们的生活准则。周敦颐《通书》 阐述了 “诚”的思想，他说“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这里所说的 “诚”，实际上就是“实事实理”。王船山继承和发展了周氏 “诚” 的思想。他认为 “诚”就是客观存在，“诚者，实有者也”①; 他还认为 “诚”就是忠实于客观事物，即 “忘乎己而一于理”②。这些都是实事求是学风的具体表现。
王夫之之后，湖南学人继续发扬务实求真之风。魏源提出： “以事实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③。他对当时中国事务和世界世务悉心探究，提出了 “师夷长技以制夷” 的震耳发聩主张，这正是湖湘学人实事求是的最好体现。乾嘉之际江浙一带的考据家如戴震等人，他们做学问虽讲“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④，但其“实事求是”，只是埋头于故纸堆而不问现实，与社会实践是相当隔膜的。曾国藩对这种现象很是不满，认为“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钻诂训，本河间献王之旨，薄宋儒为空疏。夫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朱子即物穷理乎？”⑤曾国藩正是有了这种实事求是的理性认识和自觉追求，并将其贯彻到他的社会实践中去，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左宗棠一生，前四十年孜孜于有关国计民生的实学，后三十年则将其所学大展鸿图于实践之中。他对实事求是的体会尤为深刻，直到临终还在遗折中写道： “上下一心，实事求是，则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⑥
湖湘文化主张务实践履、倡导实事求是的精神也深深影响了毛泽东。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一向强调知行统一和力行的重要，他主张： “学者务积功于实事。”⑦毛泽东在形成自己知行观的过程中明显受到老师的影响，这在他的早期文稿中多有体现。他曾在《伦理学》一书的批语中写道： “伦理学之正鹄在实践非在讲求。”⑧他不但刻苦地学习书本知识，还特别重视社会实践，研读社会这本“无字天书”，曾多次与蔡和森等好友 “游学”，深入农村了解民间疾苦。毛泽东青年时期形成的这种重力行、重践履的学风，在以后的政治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他大力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在全党确立了 “实事求是” 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和确立，既是对重力行、重践履这一文化传统的继承，又是对它的超越。
5. 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创新意识
湖湘文化中蕴藏着一种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创新精神，湖湘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与这种精神是有密切关系的。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湖湘文化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文化融合主要通过以下四个方面实现：其一，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沟通与融合。如上古时代以舜为代表的华夏文化与三苗文化，先秦时越文化与楚文化以及后来湖南境内汉、苗、瑶、回、土家等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融合。其二，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沟通与融合。这里所说的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沟通与融合，既包括湖南版图内不同的地域文化，也包括湖湘文化与中国其他地域文化之间的沟通与融合。其三，不同学派之间的沟通与融合，如法家、道家、儒家以及佛教与道教、宋学与汉学之间的沟通与融合。其四，湖湘文化与外国文化之间的沟通与融合①。
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才能创新。比如屈原，其诗歌创作，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里程碑和一座高峰，而他最出色的作品则是在湖南完成的。当屈原从湖北来到湖湘大地时，面对的是一种以前从未接触过的几乎全新的异质地域(也可说是民族) 文化，其作品深受这种文化的影响已是研究文学史学者的共识。由此看来，屈原诗歌的伟大成就正是湖湘文化中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沟通融合的成果。又如北宋理学的开创者周敦颐，也是湖湘文化的代表性人物，他能开创一个新的学派，与他能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是分不开的。周敦颐立足儒学而又大量吸收、融合佛教与道教的思维成果，其思想体系从理论构架到范畴、命题，都有对佛、道之学的改造和利用。周敦颐之所以被后世尊为宋明理学的开山祖师，主要是因为其援佛、道入儒，并能会通诸家而推陈出新。南宋时期，胡宏、张栻等学者以碧泉书院、岳麓书院为基地著书立说授徒讲学，形成了盛极一时的湖湘学派。湖湘学派的一个重要的学风特点即兼收并蓄。胡宏并非湘人而是闽人，他和他的父亲胡安国开创了湖湘学派，这与他们能广泛汲取其他理学学派的思想是分不开的。胡宏的学生张栻曾与朱熹、吕祖谦等学者以书信的方式就理学的一些学术问题进行过广泛的讨论，并与朱熹有过著名的“朱张会讲”，开创了不同学派会讲的先河； 张栻在本体论、心性论、修养论等许多方面吸收了朱熹、吕祖谦等人的观点。后来的岳麓诸儒也不囿于学派门户之见，择善而从，力求兼取众家之长。在岳麓书院讲坛上，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学派的学者都能够放言高论，传播其学说。这种状况与当时其他一些学派之间互相排斥、壁垒森严的情形形成了鲜明对比，显示了湖湘文化和湖湘学派的博大胸怀。明清之际王夫之集千古之智众家之长，对传统儒学进行了全面的清理总结，还对佛、道两家进行深入考察研究，将各家融冶会通，从而别开生面，将湖湘文化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哲学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近代以来，随着湖湘文化向近代的转型，其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创新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以魏源、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湖湘学人面对危机四伏的社会局面，莫不试图有所作为以拯危局。他们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清醒地意识到必须超越传统，积极向西方学习，实现国家的近代化。魏源大胆突破“夷夏之防” 的传统观念，提出了 “师夷长技以制夷” 的主张； 曾国藩将“师夷” 的主张付诸实施，筹办洋务，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 郭嵩焘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对西方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科学技术进行了深入的考察研究，并且不怕冒天下之大不韪，大力宣扬传播西学。维新志士谭嗣同则以 “通”为思想学术宗旨，熔铸古今，萃取中西，全方位地吸纳中国传统的儒、墨、道各学派及佛学、西学的思想，建构了其《仁学》思想体系。
以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等为代表的一批现代湖湘文化杰出人物，他们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实践融会贯通，创立了中国革命的理论，从而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更是湖湘文化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创新精神特征的最好体现和伟大成果。
6. 自强不息、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
钱基博先生曾说： “吾湘之人，厌声华而耐艰苦，数千年古风未改。惟其厌声华，故朴； 唯其耐艰苦，故强。”②钱氏所言湖南人不畏艰苦的精神风气，就是指自强不息、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这种精神确为湖湘文化中 “数千年之古风”。
往上追溯这 “数千年古风”，必须提及尧舜时代的三苗。三苗是蚩尤九黎的后裔，他们原本生活在黄河中下游一带，在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中失利，但他们仍然顽强地作为一个整体而保持了部族的凝聚力，并在新的部族首领的带领下，不畏艰辛，不避险阻，经过长达数百年的辗转迁徙，经历了平原、沼泽、湖区、山地等各种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与各种各样的自然和社会的对立力量顽强斗争，最后来到了以湖南武陵为起点的西南山区，开始了新的发展阶段。这种自强不息，不畏艰辛，面对恶劣的自然社会环境而从不屈服的奋斗精神，对湖湘文化自强不息、坚忍不拔精神风气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湖湘文化的这种精神风气“数千年古风未改”，从先秦到明清一直相沿不替，到近代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陈独秀曾对湖南人的这种精神风气有过一段充满激情的描述和赞叹： “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湖南人的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作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 几十年前底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 ‘扎硬寨’、‘打死战’ 的书生！ 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 蔡松坡带着病体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毅不拔的军人！”①陈独秀所盛赞的王夫之、曾国藩、黄兴、蔡锷等人，是湖南人自强不息、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的突出代表。其实类似的人和事在近代湖南并非个别，而是形成了诸多的群体。他们之所以能够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与其自强不息、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是极有关系的。
这种自强不息、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与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传统结合，使湖湘人物产生了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并产生出 “天下舍我其谁” 的高度自信。在后来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湖湘大地又产生了一个庞大的人才群体，他们的刚劲作风和直率性格，他们自强不息、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从一个偏僻的小山村走来，成为中国革命的伟大领袖，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其“与天奋斗，其乐无穷； 与地奋斗，其乐无穷； 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的人生格言，正是湖湘文化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奋斗精神的绝好写照； 至于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罗荣桓、任弼时等湖南英杰，也莫不如此。
综上所述，湖湘文化是一个历史悠久、特质独具、内蕴丰富、博大精深的地域文化系统，是历代居住和流寓于湖南的各族民众所共同创造而留下的一份宝贵遗产，并且至今仍然深深地契合在湖湘民众的社会生活和思想行为之中。怎样发掘、整理、研究和弘扬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使之彰显于世，并对推动湖南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是摆在湖湘学人面前的一项重要的课题。怀着对湖湘热土和湖湘文化的挚爱，1990年，一批湖湘学人聚集在一起，开始了《湖湘文化大辞典》 的编纂。这是一项浩繁的系统工程，在当时，部分文化领域、学科或门类还是一片尚未开发的处女地，没有现成的研究成果可供借鉴，许多资料还必须从历史文献或田野调查中直接搜集，其难度可想而知。然而编纂者们克服重重困难，历时16年，其间三易其稿，终于将这部辞典奉献于读者的面前。由于部分编委会成员和撰稿人的工作单位变动或谢世，加之资料的缺乏和水平的局限，本辞典一定还有不少的舛误和遗珠之憾，期盼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以待再版时得以充实和匡正。
本辞典的编纂，得到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规划办的大力支持和具体指导，得到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社科联、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一些有关省直厅局、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的大力支持，得到许多担任本辞典顾问的湘籍及长期在湘工作的老一辈学者的殷切关心和指导； 湖南开源置业有限公司为辞典的出版提供了经费。在此，谨向以上单位和学者表示诚挚的感谢！《湖湘文化大辞典》编纂委员会
2005年8月于长沙
① 湖南省文物普查办公室编： 《文物普查简报》第8期，1987年编印。
② 分别见袁家荣： 《湖南旧石器文化遗存》，《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邓建强、向军： 《安化县小淹及益阳县新市渡旧石器地点》，《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魏涛、李鄂权等： 《长沙地区首次发现旧石器时代的石器》，1991年12月28日 《长沙晚报》；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湖南考古漫步》，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8月版。全面情况综述可参见伍新福主编： 《湖南通史》古代卷，湖南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③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湖南考古漫步》，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8月版。全面情况综述可参见伍新福主编：《湖南通史》古代卷，湖南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④ 袁家荣： 《湖南道县玉蟾岩1万年以前的稻谷和陶器》。此文是袁家荣先生1998年3月在日本东京 “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 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载于《求索》2002年“湖南永州舜文化研究专号”。
① “韶”乃虞舜时乐名。《尚书·益稷》 曰： “箫韶九成，引凤来仪。”
② 以上均参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湖南考古漫步》，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8月版。
③ 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湖南考古漫步》，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8月版。
① 前文已经介绍了湖南各地所发掘的大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许多就是这些湖湘原住民族所铸造。关于这些原住民族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遗存，考古发掘的材料甚多，限于篇幅，不再一一举例。
① 这里关于湖湘古代民族构成情况的介绍，部分内容参考了伍新福主编： 《湖南通史》古代卷，湖南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① 在此之前的公元前279年，楚顷襄王派遣庄蹻通过黔中郡向西南进攻，当秦国夺取楚之黔中地后，庄蹻因无路
返回，便于公元前276年率领部众在滇(今云南)改变服饰，从当地习俗以称王，号为“庄王”。
① 关于湖湘文化精神基本要素结构的分析框架采用万里发表于《长沙理工大学学报》 (社科版)2004年第3期的《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及其影响下的精英人物》一文中的观点。
② 石宗仁： 《中国苗族古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③ 伍新福： 《湖南通史》古代卷，湖南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13页。
① 龚维英： 《〈九歌·国殇〉祭祀战神蚩尤说》，载于《文学遗产》1985年第4期； 国光红《楚国巫坛上的蚩尤祭歌》，载于《河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998年第2期。
② 刘范弟： 《善卷、蚩尤与武陵： 上古时期一段佚史的破解》，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4页。
③ 符鸿基： 《湖南精神探源》，《炎帝文化与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岳麓书社2002年9月版。
① 《庄子·让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3月版(二十二子本)。
① 罗敏中：《论湖湘文化之源及其“蛮”的特质》，载于《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
② 见杨毓麟：《新湖南》，载《湖南历史资料》第3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① 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第217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② 见《史记·楚世家》。
① 王兴国：《略论近代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特点》，《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6期。
② 《汉书·河间献王传》颜师古注。
① 《船山全书》第二册，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313页。
② 《船山全书》第十二册，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15～16页。
③ 魏源： 《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8页。
④ 魏源： 《海国图志》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8页。
⑤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复夏 甫》，光绪二年湖南全忠书局本。
⑥ 转引自杨东梁《左宗棠评传》湖南出版社1985年版，第84页。
⑦ 《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14页。
⑧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19页。
① 参见王兴国、聂荣华主编：《湖湘文化纵横谈》第二篇“湖湘文化汇合百家兼收并蓄的博大精神”一节，湖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出版。
② 见钱基博： 《近百年湖南学风》第42页，岳麓书社1985年12月版。
① 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第481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