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惨案

 济南惨案是1928年5月初日本军方插手中国事务，意在制造“进一步解决中国问题之良机”而引发的严重事件，由于事件发生于1928年5月3日，故又称五三惨案。
 蒋介石早就明白，日本是中国走向统一、富强的一大障碍。日本在华北有不少利益，对东北更是野心勃勃。1927年9月29日，蒋介石出访日本。此次出访，一是向住在有马温泉的宋太夫人“求缔良缘”;二是为获得日本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
 作为政治家，蒋介石对日本此时对华政策还是很清楚的。他认为日本对华政策主要有三点，“以为中国革命成功，其东亚地位动摇”,“利用中国南北分裂，从中操纵”,“利用无知军阀，压制民众”①。10月23日，蒋介石发表《告日本国民书》,声称：“中正深信贵国国民，希望我中华民族之解放与独立，必较他国国民尤为真实。”蒋声称：中日亲善是共同的愿望，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必先扫除两国亲善之障碍，障碍维何，厥为中国国民所共弃之军阀也。”“军阀之恶劣势力，一日不除，我国国民必多增一日之痛苦，国民革命之完成，固因之延长时日，而我两国之亲善，亦无从实现，其影响于东亚全局之大，固不待言。”②蒋希望得到日本政府对南京国民政府和即将开始的二次北伐的支持。同时，蒋介石也声明：“吾人更深信中国之国民革命，无论在民族历史上，革命精神上，以及世界潮流之趋势上言之，断无不成之理，决非任何强权之所能永久干涉与压迫者也。”③随后，蒋介石即到东京遍访政界要人，进行一系列会谈。
 日本政府对于南京国民政府并未表示出多大的热情，它只关心其在中国的利益不受损害。11月5日，蒋介石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进行会谈，蒋介石阐述南京国民政府行将北伐的决定，并要求日本放弃对华使用武力的政策。田中义一希望蒋介石“不必过分着急于北伐”,否则，“焦急对您大为不利”。对于华北地区，南京国民政府最好“还是放任不管为上策”。此时，日本正与东北当局就在东北地区的铁路建筑权、森林采伐权及日人在东北的杂居权进行谈判，当然不许南京国民政府染指其中。在不北伐的前提下， 日本才会对南京国民政府的“事业”,“不惜给予充分的援助”④。此次访日，除在反共问题上达成协议外，蒋介石可说收获不大。
 随后，南京国民政府尽力准备进行统一全国的北伐行动。奉系军阀张宗昌，一直把山东视为其赖以生存的根据地。他在得知南京国民政府行将北伐的消息后，深知不依靠外援，根本不能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上，如此，则根据地济南恐难保守⑤。出于一己私利，张宗昌一方面与孙传芳联络携手抵抗，一方面派人赴青岛与日军联系，希望日军出兵阻止南京国民政府的北伐，并答应将以青岛、济南、龙口、烟台等地归日军管理作为报酬。
 张宗昌的约请，正中极欲确保在华利益的日本政府下怀。日军也希望借此巩固并扩大其在华势力范围。1927年12月20日， 日本内阁会议就决定，援引第一次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日军出兵济南阻止的前例，一旦时机成熟，就以“保护居留济南的日本侨民”为借口，再次出兵阻止南京政府北伐⑥。
 1928年4月9日，南京国民政府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下达北伐总攻击令，揭开了二次北伐的序幕。战局拉开，北伐军进展顺利，可谓攻无不克。
 4月19日，日本内阁决定出兵山东，以国内抽调的八个大队步兵为基干，必要时补充特种部队前往青岛增援。20日，日军发布出兵声明，宣称：“此次所以不得不派兵山东省，不外乎帝国政府自卫的措置，对于中国及其中国国民，帝国政府及帝国国民素所保持之睦谊，仍未改变。此乃帝国政府所累次声明者。盖帝国政府不但对于中国之内政无何等干涉之意，而且于南北两军之任何方面，皆不加以直接或间接之援助，或与以妨害。此乃不待言也。迨至认为保护该地居留民之自卫的措置，已无派驻军队之必要时，则当然立即命已派遣军迅速撤退。”⑦
 当天，北京政府外交部向日本政府驻北京公使提出强烈抗议。然而，在师团长福田彦助率领下，日军第六师团5 000人仍相继进驻青岛、烟台、龙口等地，沿胶济铁路直赴济南。21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也向日本驻南京领事提出严重抗议。24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就日本出兵山东一事，发表《告日本国民书及告世界国民书》,指责日本无视国际法准则，干涉中国内政，呼吁国际社会伸张正义，援助中国；声明南京国民政府将尽全力保护所有外侨的生命及财产安全⑧。28日， 日军1500人先遣部队由天津抵达济南附近，在城外设防。
 5月1日，担任津浦线方向主攻任务的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团先头部队攻入济南，城内守兵相继投降。刘峙总指挥进驻旧督府署。张宗昌部向德州方向退却。同日， 日军也进入济南城内。2日，蒋介石由泰安抵达济南视察，指令各军原地驻扎，布置各地治安事宜。同日， 日军开始在济南设防，派铁甲车巡逻城内外。当天，济南卫戍司令方振武与日军旅团长斋藤就日军驻兵一事展开谈判，声明维持秩序，保护外侨，要求日军撤销警备。 日军不予理睬。稍后，福田彦助抵达济南。
 3日上午，日本驻济南总领事西田井一、武官酒井隆少佐等人拜会蒋介石，声称中国军队纪律极好，由天津来的日军即将退回。但西田一行辞行不到十几分钟， 日军蓄谋已久的突袭便开始了。
 9时，北伐军第四十军一名士兵生病，被送往济南城外商埠区外交部山东交涉署对面的基督医院治疗，日军阻止不准通行。由于语言不通，双方发生争执。本来就要寻衅的日军，立刻开枪射击，当场击毙北伐军士兵两人，并包围逃入医院的中方人员。随后，日军3 300余人在全市出动，以机枪向驻济南北伐军扫射，致使北伐军死伤惨重。南魏家庄的北伐军宣传人员集体被枪杀；驻牌税局的一营北伐军，被日军架炮围攻，全营被迫缴械。城内日军，凡遇到中国人，不论是军人还是平民，不管男女老幼，一律枪击。一时间，济南城内尸体遍街，惨不忍睹。因事件是在北伐军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仅日军济南派遣队，就俘虏北伐军1 120人。
 为了避免更大的冲突发生，蒋介石一面下令北伐军除留3 000名在城内警戒外，余均奉命退出城外；一面又令外交部长黄郛与日军交涉。当天午后，中日双方进入了谈判阶段。但一些地方仍然枪声不断。黄郛在与日军司令部成员交涉时， 日方态度极其蛮横，不但不与黄郛认真谈判，而且限制黄郛的人身自由，并逼迫黄郛在一份认定事件是由中国人抢劫日本人物品而引发的文件上签字。黄郛被软禁一整天后，在文件上批了一个“阅”字后方才脱逃。日军竟尾随黄郛外长至驻地进行武装挑衅，在强迫黄郛卫队缴械后， 日军又闯入黄郛办公楼，抢劫外交文件、私人物品。
 由于事件最早的发生地恰在交涉署的对面医院，正在交涉署的交涉员蔡公时，派员与日军交涉被阻。在中日双方达成停火协议后， 日军借口两名日军士兵被杀于交涉署院内，指责交涉署人员杀人，闯入交涉署内搜查，日军将署内青天白日旗和孙中山像撕毁，捆绑全署人员18人。日军军官竟令士兵用刺刀“对所缚诸人之头部肆行睃剥，须臾诸人断鼻缺耳，血肉模糊，其状惨不忍言”。蔡公时目击惨状，大声呐喊：“此种国耻，何日可雪？”被缚人员放声大哭，群起痛骂日军兽行。日军恼羞成怒，将全署人员带至院内枪决，只有一人侥幸逃脱⑨。
 为了避免更大冲突，蒋介石下令北伐军一律退出济南商埠区，不准开枪还击。但日军根本不顾北伐军的退让，开炮轰击商埠区。
 这就是济南五三惨案。
 由于五三惨案发生，张宗昌部得以顺利退至德州，北伐军因日军阻碍不得追击，失去战略良机。
 惨案发生时，北伐军在济南周围约有数万人，完全可以平定日军的野蛮袭击。贺耀祖部第三师、方振武部第九十二师、第九十三师先后奋起反击， 日军很快就呈退缩状态。但蒋介石担心引起更大的冲突，破坏北伐，遂命令各部退让。日军却连日以飞机、大炮轰击，致使各部损失极大。
 4日，个别抵抗的北伐军小股部队，在得不到增援的情况下被日军消灭。第四十军第三师第七团、第三十七军第一团先后被日军包围缴械，不少士兵被惨杀。同日，南京国民政府外长黄郛急电日本外相田中义一，就日军暴行提出严重抗议。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也就日军出兵山东及增兵华北提出抗议。
 5日，日军在济南纬一路北首王店，收缴警察枪支百余。蒋介石致函日军第六师团长福田，要求其停止武力行动，并称：“本总司令以和平为重，严令所属撤离贵军所占区域。现在各军已一律离济，继续北伐，仅于城内留相当部队，藉维秩序。”要求日军“立即停止二日以来之一切特殊行动”⑩。同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就济南惨案向日本提出严重交涉，“不屈不挠，务期达到公平解决之目的，以伸民愤，而保国权。”(11)
 6日，蒋介石撤出济南城，司令部移至党家庄。在党家庄，蒋介石会见了冯玉祥，决定北伐军各部绕道渡过黄河，继续北伐。
 7日，中日军队就停火举行谈判，日军第六师团长福田向蒋介石提出五项条件：
 一、国民革命军须离开济南及胶济路沿线两侧20公里以外；
 二、中国军队治下，严禁一切反日宣传及其他的排日运动；三、“与骚扰及其暴虐行为有关系之高级军官，加以严重惩罚”;
 四、解除抵抗日军部队的武装；
 五、为监视上述条件的执行，开放辛庄、张庄两座兵营(12)。由于条件过于苛刻，蒋介石感到无法接受，遂要求战地委员会主席蒋作宾与日方谈判。蒋作宾认为，第一条影响北伐战事太大，无法接受。其他条件可以协商。日军坚持五个条件不能修改。随后，蒋派熊式辉、罗家伦、王正廷与日军谈判，均不得要领，谈判遂告破裂。同日，蒋介石下令免去贺耀祖第三军团总指挥兼第四十军军长之职，由毛炳文代理其职，理由是“未能约束所部，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致使所部受损惨重，并为日军引为藉口，增加外交困难”(13)。
 8日，日军限守城中国军队在一个小时内离城，遭到拒绝。随后，日军即开始炮轰济南市区。第二十六军伤兵二百余名，被日军用机枪全部屠杀。数千名日军进攻张庄、辛庄军营，并占领白马山车站。随后， 日军向党家庄发动攻击，遇到第三军第八师一部的顽强抵抗，直到次日凌晨，在大队日军的增援下，党家庄才被占领。同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第三次出兵山东，预计派遣名古屋第三师团1.5万人增援济南。当天，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全国在得到命令后一个星期内，凡有集会，应为济南惨案中死难的蔡公时等同胞默哀三分钟。
 9日，日军派飞机轰炸设在泰安的北伐军总司令部。蒋介石派何成浚赴济南与日军谈判，原则上同意了福田师团长五项条件，要求日军归还所缴北伐军枪支，停止炮击济南城。福田得寸进尺，再提五项条件要何签字，被何拒绝(14)。当天，日本政府发表第三次出兵声明，借口同样是“保护侨民之生命财产”。同日，国民党中央执监会、中央政治会议、国民政府委员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继续北伐；令第四集团军立即由京汉线出动，增援北伐；令外交部再对日本提出严重抗议；由南京国民政府致电国际联盟；要求在欧洲的国民党员，宣传日军暴行(15)。
 10日，留在济南城内的一部分伤兵，被日军枪杀。当晚，留守济南的全部中国军队撤出济南城。李延年团在撤出济南三里处遭到伏击，伤亡惨重。同日，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就济南事件致电国际联盟主席德兰孟(J.E.Drummond),要求国际联盟调查公断。同时，外交部再次向日本提出抗议。
 11日，日军冲进城内，以机关枪击毙北伐军伤兵三百余人。当天，江家池前方医院内伤兵七十余人，全遭日军用刺刀杀死。其后几天内，日军在济南城内烧杀抢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直至5月中旬，日军暴行才有所收敛。
 12日，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致电美国总统柯立芝(Coolidge),向其陈述日军在济南的暴行，寻求道义支持。同日，南京国民政府明令褒奖蔡公时。
 在济南事件期间，张群被派往东京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进行交涉， 日本政府声称和平解决济南事件。但福田彦助却一再强迫北伐军答应一些无理条件。14日，回到上海的张群致电日本外务省次官，要求其向福田转达日本政府的指示。同日，根据蒋介石8日答复福田的六项条件， 日本政府外务省召集军方议定解决济案的条件：
 一、蒋介石道歉；
 二、严罚贺耀祖等；
 三、缴械士兵可立即释放，但武器另行归还；
 四、在济南、青岛并山东铁路沿线20华里内，不准南北两军交战；事件平息前，该区域内禁止运兵及建立宣传、军事设施；
 五、中方代表必须持有蒋介石的委任状；中方对于日侨及日军的赔偿及道歉另议(16)。
 15日，美国众议院作出决议：由于不少国家在华均有利益存在，而济南惨案使中日“似有立开战端之险”,应有美国国务卿与中、 日驻美大使及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共同协商解决。这一决议，初步显露出美国借机插手中国内政的用心。
 16日，日本内阁议决，以山海关为界，阻止中国南、北两军通过，如华北战事波及满蒙地区，日本将第四次出兵中国。此时， 日本显然已将东北地区视为其当然的利益所在。
 18日，日本为阻止北伐军进展，将其《觉书》送交北京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称：“战事进展至京津地方，其祸乱或及满洲之时，我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起见，或将不得已有采取适当而且有效之措置。”(17)
 20日，驻济南日军到处张贴布告宣称：“济南周围二十华里以内，不问南北两军，不准擅入，若有未得日军允许而侵入者，当立即解除其武装。”(18)
 5月3日后济南惨案的十几天内，中方军民伤亡人数始终是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几种数字来源不一，差异较大。5月16日，世界红十字会济南分会报告，共收容伤员533人，掩埋尸体510具。截至5月20日，红十字会共收容伤员708人，负责掩埋的尸体有573具。济南教会5月17日发表的调查报告称，中方军民被杀害者在2 000人以上，受伤者也有2 000余人。同年，济南惨案后援会代表6月7日称，济案死亡3 625人，受伤1 455人，财产损失高达2 600余万元。而据南京国民政府的调查，死伤人数则有4 704人(19)。更有一个调查称，此次济南惨案中，中国军民死伤约在1.1万余人(20)。据日方宣称，事件中日军士兵及侨民死亡13人，失踪28人； 日人被抢房屋22所(21)。
 惨案结束后，中日外交间的交涉仍一直进行。
 经过中国方面的努力，国际社会和舆论慢慢得知济南惨案的真相，纷纷谴责日军的暴行，日本国内舆论也对政府的做法提出批评。日本过分的要求，使得新生的南京国民政府无法接受，加速了其倒向英美。在此情况下，日本决定主动进行外交谈判，以尽快解决济南事件。
 7月17日，日本驻北平公使芳泽谦吉训令驻上海领事矢田赴南京，提出愿意用谈判方式解决济南事件，所提出条件无非又是让中国赔偿、道歉、惩凶、保障日人安全等。南京国民政府外长王正廷当即拒绝其要求。
 10月8日，矢田再赴南京，提出就中日间历次悬案分别谈判的原则，先不谈济南事件；要求与中国修改条约，日本要求仍保留在东三省的特权。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认为，济南事件是中日间第一大案，不谈此案，其他事件无从谈起。 日本在东三省的特权应该取消。双方立场相差太大，谈判陷入僵局。26日，矢田返回上海。
 11月7日，矢田重返南京，提出不谈济案，只谈宁汉案和修改条约；而中方立场没有变化，仍坚持济案为一切谈判的前提。谈判无从谈起，再次中止。
 11月18日，矢田第三次抵达南京，中方仅派亚洲司司长周龙光、山东交涉员崔士杰与之谈判。中方提出撤退日军，津浦路通车，交还胶济路20里内行政权力，悬挂青天白日旗，中国负责保护日侨等条件；矢田认为无法接受。谈判又告中断。
 1929年1月23日，前日本驻北京公使芳泽谦吉作为中日交涉全权代表抵达南京。25日，外长王正廷与之进行正式谈判。芳泽提出解决宁汉事件方法，对济案只字不提。王正廷则称，济南日军不撤退，一切悬案免谈。双方不欢而散。26日，中方提出解决济案四项条件：
 一、 日本政府郑重道歉；
 二、中国民众财产损失，应有巨额赔偿；
 三、严惩凶手；
 四、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22)。
 芳泽开始坚决反对，后又称，解决济案应有对等条件，对撤兵无明确表示。双方无结果而散。
 29日，芳泽答应中方提出的日方撤兵的先决条件，但表示要请示日本政府。次日，芳泽离宁去沪。中日谈判再告停顿。
 2月2日，芳泽与王正廷在南京重开谈判。经过艰苦谈判，双方于5日基本上就济南事件达成若干协议：
 一、 日本无条件撤兵；
 二、济案责任问题及赔偿问题，组织中日联合会，赴济南实地调查，再定办法。
 三、日方就蔡公时被害一事，另行道歉(23)。
 8日，芳泽告知王正廷，日本政府对于前定协议有所改动，原定协议全部作废。
 3月24日，双方重开谈判，始将临时协议签订。4月4日，双方正式签订该项协定。内容大致如下：
 一、撤兵与正式会议同时开始；
 二、济案时的军事行动责任，在正式会议上解决；
 三、共同组织调查委员会；
 四、双方损害赔偿问题，待调查委员会清查后，双方以宽大态度处理(24)。
 4月4日，外长王正廷召开新闻记者会，公开中日济案交涉内容，表示中国军队将接防济南。同日，山东交涉员兼接收委员长崔士杰在济南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山东省主席孙良诚已派四个师兵力接收济南及胶东防务。同日，中断近一年的津浦路南北两段，同时开始发售车票，宣告通车。
 8日，中日两国委员会在日本驻济南领事馆举行会议，讨论接防及保护日侨办法。
 13日，驻山东日军发布撤退日程表。
 15日，中国军队正式接收青岛。同日，济南临时治安维持会通告撤销。
 5月4日，山东省政府正式接收胶济线。同日，驻济南日军开始撤退。
 20日，驻扎山东的日本军队全部撤退。
 中日解决济南惨案的协定签订后，国内舆论反应不一。有人愤怒地称：“此伤心惨目辱国丧权之 ‘五三惨案’,遂被狡悍之倭贼完全战胜，全国同胞一年来所日夜努力反日之成绩，遂付之东流矣。”(25)有舆论称：日军撤兵，“从此胶济一片干净土得以归还故物”,值得庆祝，但是协定只字不提赔偿与道歉，显然是中国的“大大让步”(26)。

济南惨案

又名“五三惨案”。1928年4月，蒋介石联合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的军队，在徐州誓师北伐张作霖。5月 1 日蒋介石的联军攻入济南。5月3日上午，贺耀祖部一名兵士因病被送往外交部山东交涉署对面的基督教医院（在城外商埠区）治疗，日本军士兵阻止通行，由于语言不通双方发是争执。日军突然开枪，当场打死中国士兵及役夫各一人，余者皆逃入医院，日军又将医院包围，用机枪扫射。同日十时半，忽有一日人强行通过贺耀祖第四十军防地，士兵予以制止，发生冲突。日武官酒井暗使特务在中日军队对峙中放枪，引起战斗。日兵遂沿街放枪，恣意屠杀市民和士兵。蒋介石闻讯，即下令城外的军队于下午5时以前离开济南。日军趁机占领邮政局、电报局，电台，并将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主任兼山东交涉员蔡公时及交涉署内全体职员杀害。5月4日，济南各界组织“五三惨案外交后援会”负责调查惨案真相，后改名“济南惨案外交后援会”，要求日兵退出山东，惩办日军高级军官，收回租界，废除中日间一切不平等条约。5月7日，日军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提出五项无理要求，即解除在日军前抗争的军队武装；严禁一切反日宣传；蒋介石军队应撤离济南及胶济铁路两侧沿线20华里外；开放张辛庄兵营等。蒋介石针对此五项要求速拟六项对案，命高级参谋熊式辉，战地政委罗家伦于7日夜携赴济南与福田交涉，但无结果。5月9日蒋介石又改派总参议何成濬赴济谈判，亦无结果。同日南京各界三千余人集会，隆重追悼蔡公时及济案死难同胞；芜湖、徐州、浦口、厦门、天津、武汉等地举行反日大会。5月 11 日，日军占领济南，奸淫掳掠，肆意图杀。到此，济南惨案前后一周内，中国军民死伤万余人。1929年3月28日，中日双方在济南签订“济南协定”，主要内容是：一、日军于换文后两个月内撤出山东；二、设中日共同调查委员会，实地调查济案中双方所受损害问题：三、中国政府负责保护在中国之日本人的生命财产之安全。”国民党南京政府签订这一协议，不仅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又一滔天罪行一笔勾销，而且还要中国政府“保护”日本侵略者的生命财产安全，济南惨案的处理，竟是如此草草了结。

济南惨案Jinan canan

又称五三惨案。1928年5月3日， 日本帝国主义在山东济南屠杀中国军民的血腥事件。
1928年4月，亲英美的国民党南京政府，打着“统一”的旗号，开始了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战争。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阻止英美势力向中国北方发展，借口保护侨民，于4月下旬，出兵侵占济南。5月1日，国民党北伐军开进济南，日军即寻衅闹事，开枪打死中国军民多人。5月3日，日军又向国民党北伐军驻地大举进攻，将北伐军7000余人缴械。蒋介石命令各师“约束士兵，不准开枪还击”。日军气焰更加嚣张，他们将国民党政府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及16名外交人员捆绑起来，并将蔡的耳、鼻、舌、眼剜下，用机枪将十七人全部杀害。是日自早至晚，日军任意枪杀居民，尸体遍街，惨不忍睹。5月4日，蒋介石下令撤出济南，绕道北进，但日军并不罢休。5月7日，日军向蒋介石提交最后通牒，提出要求严惩北伐军有关高级军官等五项条件，并限12小时以内答复。5月8日清晨，蒋介石派出代表熊式辉、罗家伦驰奔济南，准备答复日本。但日军谬称期限已过，下令重炮轰城。5月11日，济南全为日军占领。日军进城，再次大施淫威，杀人放火，连续数日不止。据世界红十字会济南分会查明：“济案”中，死亡6123人，伤1700余人。
济南惨案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日浪潮，曾由此掀起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迫于民众的压力，国民党南京政府于“二次北伐”结束后，也曾多次与日本政府交涉“济案”问题，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抵赖罪责和国民党政府的迁就妥协，直至1929年3月28日，才达成“济案”协定。在中国政府保证日本人“生命财产之安全”的条件下，日军撤离济南。济南惨案至此结案。

济南惨案Jinan canan

日本帝国主义在山东济南屠杀中国军民的事件，又称“五三惨案”。1928年，蒋介石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北上攻打奉系军阀张作霖。日本帝国主义为阻止英、美势力向北发展，借口保护侨民，于4月下旬出兵侵占济南。5月1日，国民党政府军开进济南，日军即寻衅闹事，开枪打死中国军民多人。5月3日，日军向国民党政府军驻地大举进攻，收缴国民党政府军的枪械，将介石下令不准抵抗，并命令部队撤出济南。日军在济南奸淫掳掠，屠杀中国军民数千人，造成惨案。惨案发生后，国民党政府继续采取对外投降的政策，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慨。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1929年日军撤出济南。

济南惨案

又称“五三惨案”。1928年4月，蒋介石在英美支持下发动了对奉系军阀的北伐战争，5月1日攻占济南。日本出兵干涉，3日开始进攻济南。中国军队奋战三昼夜，11日撤出济南。从3日开始，日军即在济南奸淫掳掠，屠杀中国军民近万人，财产损失无数。

济南惨案

亦称“五三惨案”。日本帝国主义在山东济南屠杀中国军民的事件。1928年4月，国民党军北伐至山东境内，为阻止“北伐”军北上的道路，5月3日日军侵占济南，在济南奸淫掳掠，屠杀中国军民1万余人，造成惨案。国民党政府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被日军割去耳鼻，17名外交人员同遭杀害。惨案发生后，蒋介石为了求得日本的“谅解”，命令部队不准抵抗，绕开济南继续北上，致使济南城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一年之久。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予盾， 日军于1929年3月撤出济南。

济南惨案

即“五三惨案”。

济南惨案

又叫“五三惨案”。1928年4月，蒋介石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派军阀，发动了对奉系张作霖的所谓“北伐”战争。日本帝国主义为阻止蒋军的北进，以“保护侨民”为名，出兵山东济南等地。5月1日蒋军进占济南， 日军寻事挑衅、任意杀人。5月3日， 日军大举进攻，强令蒋军缴械，并残杀国民党政府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等十八人。蒋介石对日妥协，下令不许抵抗，并撤出济南。日军在济南奸淫掳掠，杀伤中国军民五千余人，造成“济南惨案”。

济南惨案

又称 “五三惨案”。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山东济南制造的屠杀中国军民的事件。1928年4月，国民党南京政府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由蒋、冯、阎、桂联合北上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日本为阻止英美势力的发展，借口保护侨民，于4月下旬出兵占领济南。5月1日，蒋介石的部队开进济南城，日军开始寻衅闹事。3月，日军一面向国民党军驻地大举进攻；一面在济南城内奸淫掳掠，大肆屠杀市民群众，并将国民党政府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割去耳、鼻，最后与其他17名外交人员一起杀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造成1万多军民被杀。但蒋介石政府却命令部队绕道北上，对日本采取委曲求全的政策，从而激起人民的愤慨。在广大人民的强烈反对下，日军不得不于1929年2月撤离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