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强化运动

 “治安强化”运动是日本侵略者为巩固和加强在华北的统治强迫推行的一种屠杀与怀柔相结合的政策和措施。1941年3月30日，日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把华北、华中分为三种地区：治安区(敌占区)以“清乡”为主，加强法西斯保甲制度，严密施行身份证和户籍制度，发放所谓“良民证”,实行连坐制，企图肃清内部抗日分子，扩建伪军、警备队，加强特务活动，以禁绝和镇压抗日力量；在准治安区(即敌我争夺的游击区),实行“大检举”,以“蚕食”为主，恐怖政策和怀柔政策并用，把人民赶到敌占区，制造“无人区”,广修封锁沟、封锁墙和碉堡，企图以此破坏抗日游击队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达到消灭游击队的目的；对非治安区(抗日根据地),以“扫荡”为主，实行野蛮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妄图摧毁抗日根据地的生存条件。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给敌后抗日根据地造成了严重的困难，为了打击日军“治安强化”运动，根据地军民与敌人针锋相对进行斗争，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巩固了抗日根据地，使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

治安强化运动

抗战期间，日本侵略者为巩固其在华北沦陷区的统治而开展的运动。内容为：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对游击区进行“蚕食”，并实行恐怖政策；对占领区进行“清乡”，实行保甲组织，组织伪军。1941年春到1942年冬前后推行过五次，都以失败告终。

治安强化运动

1941年起，为巩固对沦陷区的统治，打击敌后抗日军民，日本华北方面军开始在华北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制订了3年计划，将华北划分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抗日游击区）、“未治安区”（即抗日根据地），并分别采取不同对策。3月30日，日本侵略军在天津开始推行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发动警察与保甲人员共2800人，进行户口大检查，搜捕抗日分子；7月7日至9月8日，推行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对全市发放居住证，进行大检查。规定每月1日、15日为“市民自肃自励运动日”；11月1日至12月25日，推行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日本侵略军为在华北建立所谓“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加强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和对敌占区的经济掠夺；1942年3月30日至6月15日，推行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其目标是：励行“剿共自卫”，建设“大东亚共荣圈”；10月8日至12月10日，推行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以“肃正思想”、“剿灭共匪”、“建设华北”、“安定民生”、“完成大东亚圣战”为目的。企图彻底摧毁敌后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自1941年3月至1942年底，日本侵略者在华北推行的5次“治安强化”运动的同时，敌后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顽强奋战，用各种方式坚持斗争，终于粉碎了日军的图谋。

治安强化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从1938年底开始， 日本侵略者推行了“治安肃整”活动，把“肃整讨伐”与“治安工作”配合起来，实行残杀与欺骗并用政策。1941年春至1942年冬，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地区连续进行了五次“强化治安运动”，对抗日根据地加紧“扫荡”，在游击区实行“大检举”，在其占领区实行“保甲制度”，调查户口，扩建伪军，以镇压抗日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