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

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地位》中，首先提出了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到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作了进一步阐述，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艺界先后均展开了讨论。在延安和其他一些解放区，周扬、艾思奇、何其芳、萧三、柯仲平等都撰文参加了讨论。他们正确评价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成绩与不足，认识到新形式与旧形式以及外来形式之间的矛盾，着重研讨运用民间形式问题，但并未展开深入的讨论。1940年的国统区学习讨论中，产生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以向林冰为代表，认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在民间形式，并把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和创造民族形式对立起来，而予以较多的否定。另一种意见以葛一虹为代表，他笼统地否定旧形式，认为旧形式不可能表现新事物，同时又把新文艺在普遍性上不及旧形式的原因，归咎于劳动大众的知识低下，将新文艺和利用旧形式对立起来。这两种意见都有片面性。郭沫若、茅盾、胡风、叶以群、孔罗荪都阐述了对民族形式问题的看法。他们认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现实生活，新文艺接近西方新形式是历史的必然，外来形式经过中国化可变为民族形式，同时指出了新文化尚有未能切实把握时代精神反映现实生活，用语遣词过于欧化等缺点。这次讨论中论争的问题，最后在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做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