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农村调查

调查研究是了解情况、制定政策、执行政策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袖毛泽东，始终重视社会调查研究，从而科学地确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动力，从而制定出一条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指引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毛泽东出身在农民家庭，从小生活在农村，因而对于农民问题有着特殊的敏感性。还在他少年求学的时期，他就身体力行，利用寒暑假，步行几个县，对农村社会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他还发现，在古代圣哲写的书上，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没有多少写农民的，他感到很奇怪，他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在他投身中国革命运动以后，他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中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要搞中国革命，必须了解中国社会。而要认识中国，熟悉中国的情况，首先就要熟悉中国的农村。他说：“要争取和依靠农民，就要调查农村。”(毛泽东《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1956年9月25日)毛泽东为了了解中国社会，用了六七年的时间作了农村调查。从1927年北伐战争期间起，到1934年离开中央苏区为止，毛泽东在江西、湖南两省的许多县、区、乡、村进行了调查，并整理成调查报告。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长达八万多字的《寻乌调查》，此外还有《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分田后的富农问题》、《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 《分青和出租问题》、《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形》、《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两个初期的土地法和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县的调查及宁冈、永新两县的调查等等。除了农村的调查报告和材料外，毛泽东还从调查研究的实践中总结出了一整套关于农村调查的理论，总结出了对待农村调查的科学态度、方法和通过农村调查形成中国革命的许多重要思想。例如，他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和“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等著名论断，始终闪烁着真理的光辉，他通过调查研究而形成和得出的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一些理论，至今还是我们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宝贵的思想武器。毛泽东通过农村调查解决了中国革命中存在的许多重要理论问题。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而在农民问题中，毛泽东首先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解决了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革命首要问题。制定出中国土地革命的总方针、总任务，就是要解决千百年来农民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一直没有解决的土地问题。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也即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通过大量的农村调查解决了土地革命中的一系列问题。上井冈山不久，毛泽东就为制定土地分配中的具体政策，进行了江西宁冈和永新两县的调查，1928年12月，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规定了土地革命中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政策。这个土地法，既是井冈山地区土地革命经验的总结，也是毛泽东宁冈、永新调查的结晶。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个土地法存在着一些缺点。在井冈山制定的《土地法》中，分配土地的办法有两种。第一种是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少平均分配。第二种是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者比不能劳动者多分土地一倍。(《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35页)1929年4月在兴国县制定的《土地法》在分配土地的办法上仍然沿用了这两种。虽然两个土地法都标明应以第一个标准为主体，但都说明在特殊情况下，应施行第二种标准。在一些革命根据地内，也有以“劳动力”作为分田标准的，例如江西的儒廷地区的有些地方，以劳动力、牛力、农具、资金等作为分配土地的标准。总之，分田的办法很多，见仁见智，做法不一，但到底哪一种分配土地的办法最好？毛泽东进一步通过农村调查，解决了这个难题。1930年5月，毛泽东做寻乌调查后认为，以人口平分土地是唯一正确的办法。他从调查中得出了这个结论。1930年11月18日，在江西峡江召开了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会议专门讨论了土地问题并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这个决议案阐明了按照人口平分土地的历史必要性：“平分当然不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可是在目前确有他伟大的革命作用，粉碎封建制度，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意义。从前，俄国孟什维克批评列宁主张平分土地，是违反社会主义，列宁的答复‘平分土地是具有历史的革命作用，孟什维克派所不了解的。’六次大会指出平分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幻想，党必须加以批评，但决不是否认平分，反对平分。六次大会明明写着：‘应赞助平分土地的口号，同时应加以批评，……使农民完全了解在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决没有真正平分的可能，只有在无产阶级胜利以后，才能达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这是说要做平分的工作，同时还要做批评的工作。”(《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上册，第283页)按照人口平分土地的办法，是行之有效的，后来在土地革命斗争中，乃至全国解放后的土地改革中，基本上都采用了这种按照农村人口在一定范围内(乡、村)平均分配土地的正确方法。毛泽东在1941年延安出版《农村调查》一书时，专门为平分问题加了按语：“关于共同耕种与以劳动力为分配土地标准，宣布不作为主要办法，而以私人耕种与以人口为分田标准作为主要办法，这是因为当时虽感到前者不妥，而同志中主张者不少，所以这样规定，后来就改为只用后者为标准了。”(《农村调查》井冈山《土地法》的按语)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意义，毛泽东说得很清楚。他说：“简单的问题就是这一大片土地怎样分配。很明显的，以人口总数除土地总数的平田主义是最直截了当，最得多数群众拥护的，少数不愿意的（地主与富农）在群众威胁之下，简直不敢放半个屁”。所以一个‘平’字就包括了没收、分配两个意义。”(《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73页)在土地革命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对待富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曾经走过一些弯路。土地革命时期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特别是王明教条主义者，不是从调查中国农村实际出发，不认识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懂得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不懂得中国革命的这些基本特点，因而推行了许多过左的政策，他们想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在经济上采取消灭农村资产阶级即富农的政策，他们给富农分坏地，对于地主，则从肉体上消灭（不分地）。这样，就给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究竟应该怎样对待富农，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富农政策怎样才是正确的？这些，都要通过调查，依照农村中存在的事实，来取得制定政策的依据。“事实是我们政策的基础，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应该竭尽全力对种种事实进行科学研究的”。(《列宁全集》第25卷，第266页)深知此事须躬亲，毛泽东不是教条地搬用苏联对待富农政策的经验，而是通过对农村的实际调查取得对农村实际情况的深切了解，从而逐步作出了我们党对待富农问题的正确政策。1930年5月，通过《寻乌调查》，毛泽东“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如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2页)毛泽东在进行寻乌调查时，发现当时斗争的一个中心，就是贫农与富农在土地肥瘦分配问题上的争执。因此，在继“抽多补少”之后又提出了抽肥补瘦的限制富农的正确原则。但是限于历史的条件，毛泽东当时并没有提出计算富农的剥削量问题，因而没有将富农同某些小地主和富裕中农严格区分开来。在1930年6月召开的毛泽东主持的红军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上，专门通过了《富农问题决议案》，正式制定了以“抽肥补瘦”限制富农的政策。1931年4月2日，毛泽东在他起草的《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一文中，提出了“富农标准要以剥削为他收入的相当部分。那些少量放帐或借帐的人还是列在中农。”但也仍没有确定具体的剥削量来作为划分富农的标准。到1933年10月10日，毛泽东主持制定的《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议》中，通过进一步的调查研究，提出了“剥削分量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15%者，叫做富农。”(《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上册，第343页)后来中央又决定以剥削收入占其总收入的25%作为划分富农的标准。对这些问题毛泽东和党中央都是通过深入细致的农村调查，而得到逐步解决的。通过农村调查，毛泽东提出并解决了土地斗争中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这些问题的妥善解决，为中国革命开创了胜利的坦途。例如按照人口平分土地的政策，非农业人口要不要分土地的政策，对待富农、地主的政策、分青问题等等政策的制定和施行，都是妥善处理当时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动员广大农民起来参加革命斗争的重大措施，是解决土地革命斗争重大问题的关键。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关于农村调查的理论和实践，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调查研究思想的重大发展，促进和推动了中国革命的顺利发展。同样，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继续强调发扬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特别强调要在中国这样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中，要做好工作，就必须到农村中去作农民实际生活情况的调查。尤其是在革命和建设上党的工作重点转变的关键时刻，更需要作深入的农村调查。60年代初期，为了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纠正当时普遍存在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的瞎指挥风，毛泽东在1960年12月至1961年1月相继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九中全会上着重提出了要加强对农村工作的调查研究，号召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解决农村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并亲自组织和领导几个调查组到浙江、湖南、广东等一些省的农村进行调查。通过大量的广泛深入的农村调查，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并经过修改，采取了纠正农村工作中“左”倾错误的一些重大措施，如取消平均主义的供给制，取消带有很大弊病的农村公共食堂，实行“三包一奖”责任制等等。毛泽东经过对农村的调查研究，还在1961年9月29日提出了将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由大队下放到生产队的建议，党中央号召全国农村经过调查研究和试点，于1962年2月23日正式发出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通过广泛进行调查研究而制定的这一系列措施，受到了全国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为整个国民经济走出锅底趋向好转创造了决定性的条件。毛泽东关于农村调查的光辉理论及其在中国革命各个时期的实践，推动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