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与中原文化

有关楚辞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古代侧重于楚辞与《诗》等经典的关系问题。一、刘安认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班固《离骚序》)汉宣帝也认为《楚辞》“与古涛同义”(《汉书 ·王褒传》)。扬雄、王逸(《楚辞章句》)、晁补之(《鸡肋集》)、洪兴祖(《楚辞补注》)、林云铭(《楚辞灯》)等均赞同此说。二、班固首先批评楚辞中神话描写内容“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在”(《离骚序》)。朱熹首次提出，屈原“不知学于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独驰骋于变风、变雅之末流，以故醇儒庄士或羞称之。”(《楚辞集注》)朱熹的观点受到黄文焕的强烈反对，他以屈赋作品中推崇尧舜，“望三五以为象”、“详于二帝三代之际”、“谈仁义”、重文质等说明屈原与北方学者相同的儒家学说观点，指出屈原深受北方文化的影响(《楚辞听直》)。三、刘师培作《南北文学不同论》，提出中国古代“音分南北”，“南北学者，立术各殊。以江河为界划而学术所被，复以山国泽国的区分”。在文学上，因南北民众风俗相异，使南北文学呈现不同特点，屈原作品体现南方文学的特点，“符于二南之比兴”。（同上）梁启超也认为先秦学术，“孔北老南，对垒互峙”，屈原和许行是“南派支流”(《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但“五四”以后，梁启超对此看法有所改变，提出了春秋战国时代南北文化“同化”，正是在这种大的文化背景下，出现了屈原的作品(《屈原研究》)。四、王国维认为，“屈子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也”，他从分析屈原诗歌中历述的“圣王”、“贤人”、“暴君”、“皆北方学者之所常称道……足知屈子固彻头彻尾抱北方之思想”；从文学上讲，北方专有诗歌，而南方“仅有散文”(《文学小言》)。五、郭沫若认为，屈原在思想上是“北方式的一位现实主义的儒者，而在艺术上却是一位南方式的浪漫主义的诗人”(《屈原思想》)。六、姜亮夫认为：“屈原肯定读过《诗经》，但屈赋有自己的特点，有它自己的路子，远远超过《诗经》的水平……因此，我的讲法是：不要把楚辞作为《诗经》的后继，而应该是把《楚辞》与《诗经》并列。”(《楚辞今绎讲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