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栽培史history of cotton cultivation

棉花 (Gossypium spp L.)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纤维作物。栽培种中包括棉属的4个种，原产中国南方的棉花已有4000年左右的栽培历史。从14世纪开始，棉花很快从西北和南方向整个黄河和长江流域扩展，逐步取代了丝麻纤维的地位，一跃而成为民间最重要的衣着原料。
棉的古名 棉花在古代又称“吉贝”、“古贝”、“白叠”、“梧桐木”、“橦树”、“古终藤”、“木绵”等等。其中的“吉贝”，据一些学者研究是梵语karpasi的音译，也有人认为是马来语kapus的音译。“古贝”可能是因“古”和“吉”字形相近而致的讹误。据调查，直至本世纪中叶，广东珠江三角洲和海南岛的一些棉区农民，仍称中棉为“吉贝”。“白叠”也写成“白緤”和“帛叠”，据一些学者研究，梵语中称原产非洲的野生棉为bhard-vdji，“白叠”是其音译，也有人认为“白叠”一词与棉花的古突厥语pahta一字有关。“梧桐木”和“橦树”据某些学者研究是阿拉伯语kutum的音译。至于“古终藤”，有人认为与阿拉伯文的qutu一字有关，亦即棉花之意。“木绵”这一名称是中国固有的。“绵”字原指丝绵，自从广泛栽培棉花后，才在“绵”字的基础上创造了“木绵”这个名词。“棉”字直至宋代才出现，可是到明代尚不及“绵”字流行，有的则以“木棉”两字以区别蚕茧拉制的丝绵。中国古书中的“木绵”或“木棉”，有的是指棉花，有的是指攀枝花。棉花和攀枝花是不同科的植物。攀枝花是高大的乔木，绒毛很短，不能纺织，只能用作枕芯或垫褥。另外，棉花有一年生的和多年生的，多年生的是灌木，一年生的植株较矮小。古书中的“木绵”或“木棉”有的是指多年生的棉花，有的是指一年生的棉花，也应分清。历史上云南一带栽培的多年生木棉属海岛棉(G. barbadense L.)。一年生海岛棉至清末民初才引进。
起源分布 在文字记载方面，一般认为《尚书·禹贡》所载“淮海惟扬州，……岛夷卉服，厥篚织贝”为最早。当时全国九州中的扬州，包括今淮河以南直到南海的广大地区。“卉服”，有些学者解释为用棉布做的衣服。但也有人认为应包括麻葛做的衣服。“织贝”，古人解释是棉布上织的贝纹。“岛夷”是指海岛上的少数民族居民。
1979年在福建崇安县武夷山的悬棺中发现一批纺织物残片，其中有一块青灰色的残片，经鉴定是棉织物，据测定是距今3200多年前的遗物，说明3000多年前华南的某些地方已经懂得种棉织布。另外，还多次在新疆吐鲁番等地发现过汉代和唐代的棉织物（见彩图），又在吐鲁番高昌时期的墓葬里，除出土过棉织品外，还发现一张北魏和平元年(460)借贷棉布等物的契约，其中有一次借贷叠布（即棉布）60匹的内容，数量不小，不大可能是用作衣料，很像是作为钱币使用，估计应为当地所产。这和《梁书·西北诸戎传》关于高昌国所织的白叠布“甚软白，交市用焉”，即用作流通手段的记载是一致的。再者，还在新疆巴楚县晚唐遗址中，发现过棉籽(见图、彩图)，鉴定为非洲棉，是9世纪时的遗物，有力地证明1000多年前的新疆确实已种植非洲棉了。
中国古代种植的棉花是亚洲棉和非洲棉，陆地棉则自近代才开始引进。
亚洲棉(G.arboreum L.)亦称“中棉”。据三国时的《南州异物志》、晋代的《蜀都赋》和《吴录》、南北朝时的《后汉书·西南夷传》和《南越志》，以及宋代的《文昌杂录》、《泊宅编》、《岭外代答》等的记载，公元1～12世纪在云南、广东、广西、海南岛、福建等地原先种植的棉花，都是多年生木棉。直到16世纪，王世懋在其《闽部疏》中还谈到“昔闻长老言，广人种棉花，高六七尺，有四五年不易者”，而且他本人在福建的“同安、龙溪间”还亲见这种多年生的棉花。大约在12世纪中叶以后，才引种或培育了一年生的棉花。一般认为亚洲棉原产印度，也有人认为印度种棉虽较早，但很可能是从非洲东北部引进的。中国种植的亚洲棉，较多的学者认为是从印度先引入云南、两广、海南岛和福建，再发展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但也有人认为中国在华南种棉的历史很早，也有可能是亚洲棉的原产地之一。

新疆巴楚出土唐代棉籽
非洲棉(G.herbaceum L.)亦称“草棉”或“小棉”，最早是由中东经“丝绸之路”传入新疆，后发展至河西走廊，但没有向东扩展到黄河中下游地区。
陆地棉(G.hirsutum L.)亦称“美棉”，最初是由来华的耶稣教传教士带少量种子到传教地区，散发给农户，但因退化而失败。正式引入陆地棉的是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他为了给武汉的机器织布局提供较好的纺纱原料，在1892、1893及1898年均由美国引入。以后清政府及地方当局又多次从美国和朝鲜引入推广，均以失败告终。1919年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再次引种推广，由于吸取了以前的失败教训，采取有效措施，才得以成功。
中国古代棉花的分布和发展，可以宋代为界限，划分为宋以前和宋以后两个阶段。
宋以前 在宋代以前，棉花只分布于边缘地区。在南方，除《禹贡》记载南方某些岛屿有棉花外，据3～5世纪的《蜀都赋》等文献记载，在今广东沿海、广西桂林及云南西部一带早有多年生棉花的种植。这些地方气温较高，能满足棉花越冬的条件。在北方仅分布于新疆，除考古中发现过汉代的棉织物外，据《梁书·西北诸戎传》记载，当时在今吐鲁番的高昌国，和位于昆仑山北麓与高昌远隔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北两侧都有棉花种植。
宋以后 在这期间，棉花从边缘地区向长江和黄河流域发展。在南方，据宋代《文昌杂录》等记载，除两广、海南岛、云南种棉外，还在福建种植。长江流域由于气温较低，多年生棉花不能越冬，所以直至12世纪中后期，引入或在华南培育出一年生棉花后，才逐渐推广种植。宋末元初胡三省在注《资治通鉴》时指出“木棉，江南多有之”。元代王祯《农书》也说：“近江东、陕右亦多种。”又说：“木棉产自海南，诸种艺制作之法，骎骎北来。江淮川蜀，既获其利。至南北混一之后，商贩于此。”说明长江流域在宋末元初已较多地种植棉花，而且发展很快。《元史》指出，至元二十六年(1289)元政府曾“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木棉十万匹”，此后元政府在颁布江南税制时，还将棉花及棉布列为夏税征收的实物之一。说明13世纪后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植棉业和棉纺业均较发达。上海及其附近地区已处于领先地位。这和松江乌泥泾人黄道婆从海南岛带回先进的纺织工具和技术有关。从明代起长江三角洲的植棉业更加发展。16世纪中叶，嘉定县已有9/10的耕地种棉，其棉花广销于浙、皖、鲁、冀、辽、晋、陕等地。在长江三角洲上，西起两淮、东迄于海的沿江沿海地区，以上海为中心连成一片，成为全国最重要最集中的棉花生产基地。自明中叶开始，湖北也发展成为仅次于长江三角洲的第二个植棉基地。浙江也有很大发展，在杭州湾南北两侧均大量种植。川、湘、赣、皖等地也发展种棉。台湾的高雄、新竹、苗栗等地也种棉花。著名的苏北盐垦棉区，在清末才开始兴起。在北方，除新疆、甘肃原有的植棉区外，元代王祯《农书》说近岁以来，木棉种于陕右，可见陕西植棉是在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明代开始，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植棉也有很大发展，种棉最多的是河南。16世纪河南巡抚钟化民在《赈豫记略》中说：“臣见中州沃壤，半植木棉。”18世纪的张九钺在《拾棉曲》中也谈到从开封到灵宝五百里间，不论高低田，多种棉花。该省棉花还销往山西及陕西。山东则在东昌等地植棉较多，据明代《山东通志》记载，该地棉花“贸易四方，为利甚溥”。山西则主要在晋西南部种植棉。陕西植棉较少，直到19世纪后期，才有所发展。至于东北，虽在15世纪的《辽东志》已谈到辽东已经植棉，但数量微不足道。
由于宋元以来植棉的迅速发展，几遍全国，逐渐代替了丝、麻的地位，其原因正如王祯《农书》所说种棉花“比之蚕桑，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埒之枲苎，免绩缉之功，得御寒之益，可谓不麻而布，不茧而絮”，所以能成为“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的最大众化的衣服原料。
栽培技术 明末徐光启已总结出“精拣核，早下种，深根短干，稀科肥壅”为中心的一套经验。中国古代棉花栽培技术较突出的有以下几方面。
稻棉轮作和棉麦两熟 这是明代上海一带棉区的经验。《农政全书》指出：“凡高仰田可棉可稻者，种棉二年，翻稻一年，即草根溃烂，土气肥厚，虫螟不生。多不得三年，过则生虫。”说明二年稻一年棉的轮作制，有利于消灭杂草、减轻虫害和提高土壤肥力。《农政全书》还指出“若人稠地狭，万不得已，可种大麦、稞麦，决不可种小麦”，原因是小麦迟熟，种棉已太晚。为此，《农政全书》说“今人种麦杂棉者多苦迟”，故建议“预于旧冬耕熟地，穴种麦。来春就于麦陇中穴种棉。但能穴种麦，即漫种棉亦可刈麦”，即冬耕后点播麦，明春在麦穴间点播棉或撒播棉，就能解决棉麦两熟中的时间矛盾。这是中国关于棉麦套种一年两熟的最早记载。此外《农政全书》及清代的《种棉实验说》还介绍了油菜、蚕豆、黄花苜蓿等都可为棉的前作，并对这些前作对棉的影响作了比较和探讨。
选种和温汤浸种 王祯《农书》中就指出“所种之子，初收者未实，近霜者又不可用，惟中间时月收者为上”，这一习惯一直保留到现在。关于棉花的浸种，宋代的《格物粗谈》和元代的《农桑辑要》等均有记载。最早记载开水浸种的是清代《豳风广义》： 将棉种“置滚水缸内，急翻转数次，即投以冷水，搅令温和。如有浮起轻秕不实棉子，务要捞净。只取沉底好子，漉出，以柴灰揉拌。清代的《御题棉花图》、《齐民四术》等也有类似记载。清代《农圃便览》介绍的方法是：“种时以滚水泼过，即以雪水草灰拌匀种之。” 上述两法，与现在所说的温汤浸种相类似。既可催芽，又能杀死棉籽上的虫卵和病菌。
锄棉 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指出：棉花“既生，须一月三薅其旁。失时不薅，则为草所荒秽，辄萎死。”明代《张五典种法》、《群芳谱》和《农政全书》都强调锄棉须七遍以上，且“功须极细密”，并主张在夏至前多锄为佳，还举当时长江三角洲的“锄花要趁黄梅信，锄头落地长三寸”的农谚来说明锄棉的重要性。当地的“黄梅信”恰在夏至前后，棉未开花，这时及早锄地，能促进棉的生长发育。清代的《植棉纂要》指出：“锄芸之法，宜近根二三寸，将土松动，遗土即培护根下，则土松培厚，苗得行根深远，使耐旱耐风雨。”认为锄地可使棉根扎得深远。有利于抗旱、抗风雨。
整枝 《农桑辑要》指出：“苗高二尺之上，打去冲天心。旁条长尺半亦打去心，叶叶不空，开花结实。”打顶和打边心是北方棉田管理中的一项重要措施。因北方霜期早，如棉株二尺高后主茎继续上长，对结铃没有什么好处，徒然消耗养分，不如把尖梢掐去。且棉枝横向生长，易成郁闭状态，不利于坐蕾和结铃，故把分枝的尖梢也掐去。明代的《张五典种法》说三伏各打顶、打边心一次。《农政全书》则说：“摘时视苗迟早，早者大暑前后摘，迟者立秋摘，秋后势定勿摘矣。”以节气为依据，较以主茎高度和分枝长度为标准更为合理。《张五典种法》强调指出打顶、打边心须在晴天进行，因为若在“雨暗日去心则灌聋而多空干”。所谓“灌聋”，就是不能坐蕾结铃。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阴雨天整枝，伤口不易愈合，容易引起病害的发生。清末的《植棉纂要》还说：“种棉之法，中西略同，惟打头一事则各异，……此中法之所以异于西即中法之所以胜于西也。”至于去营养枝、抹赘芽、打老叶等三项技术，可能是20世纪初黄河流域棉农种植陆地棉时才采用的方法。因陆地棉植株高大繁茂，成熟期较迟，有必要采用这些技术。这在20世纪20年代一些书刊中已有报道。
利用 除了利用棉花纤维纺纱织布等外，明代《本草纲目》已将棉子油列为药物，清代《木棉谱》也说棉子“性解毒，能治恶疮乳痈”。清代的《物理小识》说“其子仁可榨油，为粘舟用”，清代《三农纪》还说：“子可榨油，渣可粪田。子饲牛马易壮，秸可炊，叶饲畜。”《南越笔记》还说：当时广州“牛必以吉贝核渣饲之，乃肥有力。核中有仁榨油，以其渣尚有润泽，故牛嗜之”。说明棉子有多种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