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草学的发展

本草学发展系指中国药物学的发展历史。据考“本草”一词始见于汉武帝至成帝之时，约为公元前96～前31年(见《汉书》郊祀志、楼护传和平帝纪)。后世对本草的解释有多种意见：后蜀·韩保昇谓：“药有玉石草木虫兽，而直云本草者，为诸药中草类最众也”。宋·掌禹锡说：“盖上世未著文字，师学相传，谓之本草”。明·谢肇淛则认为：“神农尝百草以治病，故书亦谓之本草”。要之，“本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药物学的特称，也有时用作中药书籍的代称。以中医药传统理论为指导是本草学的主要特征之一。
本草学起源 关于医药起源的一种古代最盛行的说法可见于《淮南子·修务训》曰：“神农乃始教民，尝百草之滋味，识水泉之甘苦……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由是医方兴焉”。神农尝百草只是一种神话传说，但是它提示医药来原于远古人民的生活和医疗实践。本草学萌芽之时，受人们认识事物一般规律的支配和当时条件的影响，治疗所用多为食物(谷、畜、果、菜等)、对人体作用（疗效及毒性）比较明显的药物(乌头、黄芩、大黄等)以及某些受巫医影响而使用的东西(死者裰、燔死人头等)。药物的概念在早期是比较狭窄的。《周礼·天官》中记载疾医医师的职责是：“掌毉之政令，聚毒药以供毉事”。所谓毒药，包括有毒性和副作用强烈的药物。因此，先秦多种典籍中，都提到要审慎用药。《书经》说：“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指的就是当时这种用药情况。
先秦时期 先秦时对药物的辨识已积累了不少经验。《诗经》中提到许多植物，据考成为后世药用者有百余种。《山海经》约记有430余种动、植、矿物，有不少已知服食后的效应。近年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公元前三世纪末的写本）等4种含有药物的方书中，已有药名396种，其中有世界上最早的4个用水银的处方。从这些先秦医药著作中，可以知道当时在药物的辨认、制剂、配伍、用药方法等方面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但还未完全摆脱巫医的影响（常夹有禁咒之术）。
与古代埃及、古代希腊同时期的药学相比，中国在药物数量、特效药使用方面并不占领先地位。但是，引人注目的是中药理论的产生和运用。《内经》提到“五味阴阳之用”是：“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咸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指出不同的“味”分别具有收（酸）、散（辛）、缓（甘）、润（辛）、燥（苦）、耎（咸）、坚（苦）、泄（苦）的性质。又谈到“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攻：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肾。”药物配伍已有君臣佐使之分。五味组合可用以治六淫病(如“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以甘缓之，以辛散之……”)这些理论成为中药药理的核心。《内经》对用半夏汤治目不瞑、生铁落治阳厥、兰治脾瘅等已有初步的药理解释。《吕氏春秋》云：“夫草有莘有藟，独食之则杀人，合食之则益寿”，也表明其时已然知道药物配伍的作用。
秦汉至南北朝时期 秦代中国归于统一。汉代也建立了强盛的封建集权统治，从而为总结先秦蕴积的大量药物资料准备了必要条件。现知最古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总结了战国时期的用药经验，经秦汉医家的传抄增补裒为全书(参见“《神农本草经》”条)。该书序例（总论）简洁地介绍了与药疗相关的若干内容(分三品、七情、四气、五味、剂型、用量、服药法等)。各药主要叙述药名、气味、主治及别名等，主要体现了临床药学著作的特点。选药多切实用(计365味)。今《药典》(1977年版)还保留了《本经》药158种(如人参、当归、麻黄、黄连等)。《神农本草经》成为此后中国本草著作的核心。《名医别录》、《本草经集注》即在它的基础上增补而成。
《名医别录》增药365种，各药下补充了性味功治等内容，尤以详述有毒无毒、产地采收为特点。梁·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将上述二书系统整理，创朱墨分书、小字加注的编写体例，以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谷等取代《本经》的三品分类，补充了大量关于药物产地及来源形态的记述(参见“《本草经集注》”条)。尽管陶弘景囿于地域和个人见闻，所论尚有不少错误，但他对本草的总结给后世以启迪，为本草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秦汉至六朝这七百年间，还涌现了多种形式的其它本草著作，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华佗弟子们著有《吴普本草》、《李当之本草》。其中《吴普本草》：“说药性寒温五味最为详悉”，且引有《桐君药录》等古药书的内容。一般认为，最早的炮炙专著为刘宋·雷敩的《雷公炮炙论》(参见“《雷公炮炙论》”条)。专科本草中有东汉以前的《胎颅药录》(《伤寒论·序》)、梁·王末的《小儿用药本草》、甘濬之的《疗痈疽耳眼本草要钞》。北齐·徐之才的《雷公药对》，其言治病用药最详。此外，还有多种采药方面的专著和本草图的出现。
在这段时间内，本草学已初具规模。《神农本草经》以临床药学肇始，到《本草经集注》时已增添了许多生药学内容。药理、分类等虽属草创，但却奠定了后世本草发展的坚实基础。受当时社会风尚和宗教思想等的影响，此时本草书中也常夹有方士道家之论。中外药物交流在本草史上绵延不绝，丰富了药学内容。中国的大黄汉初即西传欧洲，张骞等通西域以及民间通过丝绸之路的交流，引进了象苏合香、红蓝花之类的药物。马援曾携回交趾的良种薏苡。本草学中自古不排斥外来药物，而是经过再实践后融合于本国药学体系之中。
隋唐五代时期 隋唐时期在整理南北朝丰富的文化方面厥功甚伟。唐初著名本草有甄权的 （隋唐间名医）《药性论》3卷。该书虽也记述气味、主治、畏恶、产地等，但与《本草经集注》多有不同，似别有所本。其药名下注有“君、臣、使”，附有众多单方，具有方药结合的特色。唐代最显赫的药学成就是政府组织苏敬等编撰的《新修本草》(参见“《新修本草》”条)，是为世界第一部药典性本草。为此举行了本草史上第一次全国药物大普查，其区域之广，方法之备，成就之大，都是空前盖世的。此书特色在于它集中了全国药物来源的调查和考证成果。本文、药图、图经三者相辅而行，制定了严谨的体例。因此，《新修本草》成为后世多种大型综合性本草的楷模，东渡日本后成为彼国经典的药学教本。新增的114种药品中，有香子、豨莶草、蒲公英、蟾蜍等，还有紫铆骐麟竭、郁金、姜黄、底野迦、薄荷等外来药。完成这样大规模的药物总结与当时强盛的中央集权统治是分不开的。
唐·陈藏器的《本草拾遗》(参见“《本草拾遗》”条)和后蜀·韩保昇的《重广英公本草》(即《蜀本草》)均为《新修本草》的后续性著作。陈藏器拾取《新修本草》遗余680余味药品，“博极群书，精核物类”，收载药物不厌详悉，选材不限于医药书，对宋·唐慎微、明·李时珍编写本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蜀本草》也是官修本草(成书于934～964年之间)。该书增广了当地的用药经验，保存了唐本《图经》部分内容及许多本草史料。其它类型的本草亦颇为可观。食疗类有唐·孟诜的《食疗本草》(参见“《食疗本草》”条)、昝殷的《食医心镜》、五代·陈士良的《食性本草》等。唐·李含光的《本草音义》等多种同类著作为本草训诂专论。杨损之的《删繁本草》旨在节要。萧炳的《四声本草》以药名首字分四声编类，以便检索。五代·李珣的《海药本草》及佚名氏《南海药谱》（或疑二书为一）则介绍了海洋或南方药物情况。
唐代频繁的中外交流，大大丰富了中国本草内容和药品种类，也向外国传播了本草知识。唐代鉴真东渡，带去了一批药物，并在日本传授药物经验鉴别法。日本奈良正仓院至今还藏有唐药60余种。据考唐时芒硝为硫酸镁，西方直到1695年才由英国发现硫酸镁。阿拉伯的罂粟、拜占庭时的万应药底野迦（含鸦片的成药）也在唐代传入我国。义净和尚于671年赴印度，他著的《三藏印度记》中提到中印两国交流的多种特产药材。由于唐代印刷术还未盛行，因此限制了本草书籍的传播。唐本的《药图》及它以前的隋·原平仲的《灵秀本草图》、唐·徐仪的《药图》等亡佚殆净。这一时期积累的大量药物资料直到北宋才陆续被集中起来。
宋金元时期 北宋时由于国家的统一，政府的重视以及印刷术的发达等诸多历史因素的推动，使本草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药典性本草 （古代政府主持编纂并颁行的药学著作）发展到了鼎盛阶段。开宝年间于973年、974年两次在《新修本草》基础上校定本草(参见“《开宝本草》”条)，使《新修本草》第一次有了雕版定本，结束了本草典籍手抄传写的局面。增加了丁香、乌药、蛤蚧、天麻、延胡索等134种药品。嘉祐年间在校正医书局统一规划下，纂成《嘉祐补注神农本草》(参见“《嘉祐本草》”条)及《本草图经》(参见“《本草图经》”条)。《嘉祐本草》征引广博，保存了大量的古本草资料；《本草图经》则吸取了唐代编修本草的经验，由政府诏令全国，征集中外药物标本及药图，是为本草史上第二次全国药物大普查。这次普查的结果通过版刻墨线药图及图经得以流传，最能代表北宋民间药物发展的实际水平。此后，大观二年(1108年)地方官吏艾晟刊行了民间医生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即《大观本草》)。政和六年(1116年)朝廷命曹孝忠校定《证类本草》(即《政和本草》)。南宋绍兴年间医官王继先等又在《大观本草》基础上校定而成《绍兴校定经史证类备急本草》。这一系列的官修本草对本草整理和传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宋代影响最大的本草著作即前述唐慎微 《证类本草》(参见“《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条)。此书主要业绩在于集北宋以前本草文献之大成，具有资料丰富、内容广泛、药品众多、体例完备等优点，几乎囊括了该书之前的主要本草精华。该书和同时代的陈承所撰 《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23卷)一样，将本草正文、药图、图经三合一。政和间寇宗奭所撰的《本草衍义》(参见“《本草衍义》”条)在探求药物来源，鉴别药材以及药理等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相当于北宋初期成书的《日华子本草》则以简明实用著称于世(参见“《日华子诸家本草》”条)。
北宋的本草著作蔚为大观。南宋则渐次衰落，现知多种私人所撰本草也只是在《证类本草》基础上改编、节要、略有增补，以符实用。陈衍的《宝庆本草折衷》是此时民间节要性本草优秀代表作。该书序例首创按本草学专题荟萃诸说的编写法，“尤笃于论（药）性”。王介编绘的《履𡺎岩本草》是本草史上较少见的小区域地方本草，也是现存最早的彩色本草图谱。《纂类本草》则为后世分项提要论药之嚆矢。
北宋末年，运气学说盛行。政和间颁布每年运气，确定用药原则。官定方书(《圣济经》、《圣济总录》)侈谈运气，对医药理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医药书籍大量刊行、兴建医学校、举行医学考试等，也促进了对医药理论的探讨。宋室南迁之后，受此影响的处于金国的医家在药理系统化方面颇多建树。他们在临床药学基础上探讨药理，与唐宋侧重药物基原迥然不同。成无己的方论，把用药与医理相结合。金·刘完素的《素问药注》、张元素的《洁古珍珠囊》、李杲的《用药法象》以及元代王好古的《汤液本草》诸书，形成了金元药学的独特风格，即叙述药效简洁，常用品种精而少，且盛行气味厚薄、归经引经、升降浮沉、比类法象等诸般药理学说，对明清本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元代官修本草有许国祯奉敕撰的《至元增修本草》，书佚无考。比较重要的是忽思慧的《饮膳正要》(参见“《饮膳正要》”条)，为著名的食疗著作。其它药书还有胡仕可的《本草歌括》、吴瑞的《日用本草》、朱丹溪的《本草衍义补遗》等书。
宋金元时期中成药盛行，制药技术相当发达。北宋时已能成功地制备秋石，露剂的制法也从西方传入。南宋已有人工牛黄和烧酒等的记载。栽培的药物已达70余种，亦能种植菌类植物茯苓，人工淡水养珠等。宋代药材贸易繁盛，香药的进口量很大，以致部分医家受此影响，用药多偏香燥。从北宋后期起，政府设立惠民局与和剂局，并在收买药材所设立“辨验药材”一官（相当于今药检机构）。外域所产大风子、押不芦、胡萝卜、巴旦杏等传入中国。
明清时期 这六百余年中，本草的兴盛主要集中在明末清初。明初的本草，不过是承宋代和金元本草的余绪而已。在《本草纲目》未产生之前，《证类本草》仍然占主导地位。政府对医药极少关心。唯一的官修本草《本草品汇精要》(参见“《本草品汇精要》”条)亦未能刊行。该书将药品内容分成24项，重新编类《证类本草》，增加了几十味元明时期的新药。书中附有一千多幅精美彩图，但因没有条件付印，一直束之高阁。值得一提的是明代朱橚的《救荒本草》(参见“《救荒本草》”条)，绘图皆由写生而来，详明可据。陈嘉谟的《本草蒙筌》简明实用，颇有发明。其余节要性本草(如徐彦纯的《本草发挥》、王纶的《本草集要》、汪机的《本草会编》、薛己的《本草约言》)则为适应临床用药而产生。
明代最伟大的本草著作即李时珍《本草纲目》(参见《本草纲目》”条)。该书集明以前之本草大成，将宋代本草的基原探讨和金元本草的药理阐发融于一炉。取材广博，考订详明，内容极为丰富。它以“纲目”体例类编本草，取代了《证类本草》层层包裹式的编写法，对其后的本草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草纲目》后续性著作很多，大致可分二种类型，一种属补编性的，另一类则以它为基础，进行改编、阐发。前一类的代表作为清代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参见“《本草纲目拾遗》”条)，它收集了大量的《本草纲目》遗余药品和用药经验，是为清代本草中的佼佼者。清代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参见“《植物名实图考》”条)考订翔实、绘图精确，成为本草和植物学名著，并成为沟通古代和近现代对植物辨识的桥梁。另一类为《本草纲目》后续性著作，其形式多样，有单纯节要改编的，如清·林起龙的《本草纲目必读》、莫熺的《本草纲目摘要》等。清·蔡烈先的《万方针线》则为《本草纲目》方剂索引。清代广泛流行的普及性本草(如汪昂的《本草备要》、吴仪洛的《本草从新》等)也多以《本草纲目》为资料主体。更多的此类本草是节取《本草纲目》部分内容，同时从不同角度补充、阐发。如明·李中立的《本草原始》，其来源功治多取自《本草纲目》，但药材鉴别却出自亲身历验，手自绘图，成为中国一部颇有特色的生药学专著。
在李时珍之后，明清之际，涌现了大量的本草著作，多数在风格上是一脉相承的，即以探讨常用药的药理及使用为主旨。近人谢观把这一时期本草分为旧派和新派，认为旧派宗金元诸家之说，新派以复古为主，唾弃宋金元诸家之论。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本草学家因受宋明理学的影响，移儒理于药理，以阴阳五行、运气等为说理工具，掺杂了较多的唯心成分，使药理愈疏愈玄。清·杨时泰的《本草述钩元》即其典型，形成了崇古尊经的潮流。以《神农本草经》等书中早期药物为主要对象，加以理论阐释的本草相继出现。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明·缪希雍的《神农本草经疏》。缪氏以《神农本草》为经、《名医别录》为纬，采用注疏的形式，所谓“据经以疏义，缘义以致用”。阐发了许多老药的新用途，在内容上有所发展。书成后毁誉不一，誉之者以此与《纲目》并称，毁之者谓其议论甚多纰缪，有“《经疏》出而本草亡”之讥。同类著作有明·卢之颐《本草乘雅半偈》(1647)、清·张隐庵的《本草崇原》(1663)、张路玉的《本经逢原》(1695)、题为叶天士著（实为姚球撰）的《本草经解要》(1724)、徐大椿的《神农本草经百种录》(1736)、陈念祖的《神农本草经读》(1803)、邹澍的《本经疏证》(1832)、姜国伊的《神农本经经释》(1892)等多种。这些书的作者多为儒医，他们对《本经》的注疏虽不乏真知灼见，但其中也有不少徒托空言之处。有的人名为复古，实则以己之意窜古，其推理方式仍不外运气、象形、推名衍义等。侈谈格物穷理成为一时风尚，对实验科学则很少有人涉足。
与《本经》注释兴盛的同时，《本经》辑佚也有所建树。明代有卢復、清代有孙星衍、顾观光、黄奭、王闿运、姜国伊等诸家辑本。受乾嘉学派影响，清人在整理《本经》方面卓有成效。《证类本草》、《本草纲目》虽然内容丰富，但因卷帙浩大，并不能适应临症披检。为此，明清两代产生了众多的小部头综合性本草。除前面提到的一些节要本草之外，还有明·张三锡的《本草选》(1609)、张介宾的《本草正》(1624)、李中梓的《本草征要》(1637)及《本草通玄》等。清代有郭佩兰的《本草汇》(1655)、沈穆的《本草洞铨》(1661)、刘若金的《本草述》(1666)、黄元御的《长沙药解》(1753)、严西亭等的《得配本草》(1761)、黄宫绣的《本草求真》(1769)等许多种。它们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作者的用药经验和见解，丰富了本草内容。
清末时藏族药物学家丹增彭措的《晶珠本草》，集藏医用药经验之大成，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此外，明清时还产生了以下一些颇具特色的本草著作。如明代兰茂的《滇南本草》，反映了云南各族人民的用药经验，是本草史上著名的地方本草。明末贾所学（九如）的《药品化义》将中药药理诸要素命名为“药母”，系统地加以论述。清·周岩的《本草思辨录》则结合古代用方来辨析药性，此二书均是研究中药药理重要的参考书。炮炙专书有明 ·缪希雍的《炮炙大法》(1622)，清·张光斗的《（增补）药性雷公炮制》等，总结了当时常用药的炮制方法。明末倪朱谟的《本草汇言》(1619)乃是他走访数省200多位医药家，荟萃诸家言论而成。清末郑肖岩的《伪药条辨》则为药材鉴定专著，颇多实践经验。此外，明清二朝的食物本草的种类也相当之多(参见“《食疗学发展》”条)。至于歌括便读一类入门启蒙本草更其众多。 清·朱錀的《本草诗笺》(1739)、张秉成的《本草便读》(1887)等书流传甚广。
进入近代以后，本草学的发展又增添了新的内容。运用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的分类知识整理和鉴定中草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赵燏黄等将传统本草与近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成为近代生药学创始人之一。运用药理实验进行中药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多成果。尤其是建国以来，陆续出版了《中药志》、《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药大辞典》、《全国中草药汇编》等著作，广泛地开展全国药物调查。少数民族(藏、傣等族)药物也得到了整理。本草学各专门内容已分化发展成许多学科，如中药学、中药鉴定学、中药炮制学、药用植物学、中药制剂学、中药栽培学等。许多医药院校中设置了中药系，开设了多种有关中药的课程，编写了统一的教材。中医研究院等研究机关专设了中药研究所。现今发行的中药专门杂志有 《中药通报》、《中草药》、《中成药研究》、《中药材》等。古老的本草学所蕴藏的宝贵财富正受到中国和世界医药工作者的关注。在现代，充分注意保持中医药的特色并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加以整理和提高，必将使本草学为人类的健康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