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通鉴》

清夏燮撰，编年体明史，共100卷，附目录，义例及《与朱莲洋明经论修明通鉴书》等。卷首5卷，又另撰《考异》12卷，依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例分注于正文之下。夏燮，字嗛父，别号江上蹇叟。据所著《中西纪事》称与魏源同年，生卒年月及生平事迹不详。该书内容分为3个部分。前编4卷，以元代纪年编年，记述明太祖朱元璋建号以前事，起于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郭子兴起兵濠州。正文90卷，记述明代史事。附编6卷，记述崇祯十七年(1644)五月以后南明福王、鲁王、唐王、桂王等事，止于清兵攻下台湾。为司马光《资治通鉴》及毕沅《续资治通鉴》的续作。在该书之前，明史编年史已有谈迁《国榷》104卷、陈鹤《明纪》60卷。《国榷》篇幅较多，较该书字数约多出一倍，近乎长编性质。《明纪》又过于简略，篇幅只占该书的十分之四。该书繁简较为适当，且书成于一人之手。体例整齐，并作有考异，尤为可贵。取材主要依据《明史》、《明实录》、《通鉴纲目三编》、《明史记事本末》等官修史书，同时也参考有各种野史、文集等。该书《文例》中说：“惟《明史》蒇事于六十年后，故其所择精；《三编》重修于乾隆四十年间，故其取裁当。今悉据二书为蓝本，有从盖阙者，则于《考异》评之”。又说：“今撰《明通鉴》，所购明人纪载，无虑数百种。而稗贩野获，未敢滥收。其有为世所传而实未敢信者，亦于《考异》中辩之”。可见其取材之广与选择之精。该书在思想观点上，极力表彰明末抗清的忠臣义士，多採集有当时禁书中的有关记载，甚至对《明史》不给张煌言立传和“太湖义旅但载云间，山寨殷顽不登只字”也提出大胆批评，表现出浓厚的爱国思想。因此，与同类著作相比，该书虽不及毕沅《续资治通鉴》，而强于陈鹤《明纪》，较受世人重视。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初刊于江西宜黄官署。有光绪二十三年(1897)湖北官书处重校刻本，光绪二十九年上海点石斋书局石印本，1959年中华书局据湖北刻本标点排印的4册本和1980年重印的8册本，以及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新版标点本。

明通鉴

书名。清夏燮撰。九十卷。附前编四卷，附编六卷，目录二十卷。编者以二十年精力旁收博采，搜辑有关史料数百种，按编年体叙述明代事迹。内分四部分：(1)前编，记元顺帝至正十二年至二十七年(1352—1367)间明初史事。(2)本文，记明太祖洪武元年至思宗崇祯十七年(1368—1644)间事迹；(3)附编，记清世祖顺治元年至圣祖康熙三年(1644—1664)间南明诸王事迹；(4)目录，仿《通鉴》目录体例，据本文，按照年月简记其事。

明通鉴

编年体明史。一百卷。清夏燮著。夏燮(1800—1875)，字季里，号谦甫（亦作嗛父），别号谢山居士，笔名江上蹇叟。安徽当涂县人。道光元年(1821)中举人，初任安徽青阳训导，鸦片战争时，任直隶（今河北）临城训导。咸丰元年(1851)冬，“需次京邸”。三年后“摄安仁篆”，后入两江总督曾国藩幕。《北京条约》签订后，出任江西永宁县知县。还著有《中西纪事》、《粤氛纪事》、《五服释例》、《韵述》、《校汉书八表》等。
夏燮是鸦片战争后系统地研究明史的第一人。他认为明亡前后的史实，“钦定”《明史》或者是不敢如实记载，或者是太简略，尤其是一些重要人物应当立传的不为之立传。如张煌言在明亡以后，坚持抗清，失败以后，“流离海上，与宋之陆秀夫相似；就刑杭城，与宋之文天祥相似；若其身膏斧锧，距我大清定鼎已二十年，疾风劲草，足以收拾残明之局，为史可法以后之一人。列之《忠义传》犹非其例，况无传乎！”有些重要史实，如“太湖义旅”之类的史实，《明史》也未记载；有些记载在时间上也不确切，致使所载史实产生错误。因而留心搜集有关资料，以《明史》、《御撰资治通鉴纲目三编》两书的资料为主，参考《明会典》、《一统志》、《弇州史料》、朱氏《大事记》、徐氏《典汇》、孙承泽《春明梦余录》、王圻《续文献通考》、秦惠田《五礼通考》以及其他稗官野史数百种，对有明一代朝廷纪纲、礼乐、刑政、天文、历法、河道、漕运以及营兵、练饷、折色、加赋，所谓有关一朝治乱之源者，一一加以研究。其研究成果在此书中都有较详的记载或反映，特别是对明朝“治乱之源”的发展过程，年经月纬，叙述得较为详尽。对改革方面史实的记载非常重视，凡是《明史》、《三编》所没有记载的史实，作者都加以广泛搜集和增补。对一些曾整顿吏治的大臣也极力标榜。如张居正是明后期整顿吏治的主要代表人物，但由于存在所谓“褊衷多忌、刚愎自用”和“威柄震主”等原因，前人对他毁誉不一，《明史》所载就和史实不相符合。书中认为：“江陵当国，功过不掩。訾之固非，扬之亦非。《明史》所载，似不如《（明史）纪事本末》之据事直书，为得其实。至于结冯保，构新郑，固不能为之词。而至援高拱自撰之《病榻遗言》，则直是死无对证语。高、张二人易地为之，仍是一流人物。今但取正史可信者书之，而闰月顾命等词，一律删汰，以成信史。”(卷首《与朱莲洋明经论修明通鉴书》)
《明通鉴》对明君主专制主义的严刑峻法，颇为不满，增补了许多《明史》、《三编》中没有记载的史实，按年月编入，并加以评论。认为“严刑峻法”是不能“遗子孙之安”的。对明中后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情况，也罗列了当时臣僚奏疏中的许多话来加以说明。如对严嵩、仇鸾以及宦官的暴虐，按年月增载了许多事实。明末崇祯时期，农民群众反抗封建统治者的斗争已发展至最高潮，有关史实，书中记载颇多。尤其是对地主统治集团挽救统治危机的各种建议、活动以及对弊政的揭露，都记叙较详。对明末抗清志士的事迹，此书以《明史》、《辑览》、《三编》为主，参之《殉节录》，旁稽野史，凡正史所不载者，俱附著在《考异》中。
关于南明时期的史实，因清统治者害怕因此激起汉族抗清的感情，不准将它的史实编入《明史》内，致使《明史》中南明部分的主要史实付之缺如。此书的“附篇”，则依照时间的先后，依次记述了福王、鲁王、唐王、桂王等政权建立的经过，概不书伪，以保持史实原貌；对明末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农民军坚持抗清以及扬州、江阴、嘉定人民以及郑成功的抗清斗争等史实也一一予以记载。
《明通鉴》在体裁上，既承袭了司马光《资治通鉴》和毕沅《续资治通鉴》的编年体形式，同时又有所发展。将明朝一代历史分为“明前纪”、“明纪”、“附编”三大部分。“明前纪”始于至正十二年(1352)，终于至正二十七年(1367)，记朱元璋起兵灭元等事，“凡此皆以元纪年，非关涉明事者不书”。“明纪”自洪武元年(1368)明朝建立至崇祯十七年(1644)五月清兵入北京。“附篇”记福王建立政权于南京以后的南明史。把南明时期的史实，尤其是抗清斗争的史实，完全网罗在“附篇”中，使其与明其他部分的历史联成一体，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恢复了明的正统，纠正了清统治者不准研究和编撰这一段历史的严重缺陷，使读者对南明时期的历史，有较具体的了解。
初刻于江西宜黄官署，光绪二十三年又由湖北官书处重校刊行。另有中华书局1959年(1980年重印)版点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