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民论

强调人口的普查统计及户籍管理对国家政治统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思想。战国时商鞅认为，若不知道人口的总数，不掌握男女老壮和农工商各业人口的数量，不建立必要的户籍制度，也会“国愈弱至削”(《商君书·去强》)。《管子》作者强调人口的调查和统计对整个国家管理的重要意义，在于为国家筹划经济方略所需要。强调要制定经济方案来指导封建国家的社会活动，就不能不了解全国的人口状况。《管子·问篇》是一份包括70多个问题的社会调查提纲，其中直接涉及人口指标的提问达半数以上。东汉徐干将“周知民数”即掌握人口资料看作立国之本，认为只有用古时“六乡六遂”之法加强人口的组织管理，才能安定社会秩序，巩固封建统治； 否则，将出现“户口漏于国版，夫家脱于联伍，避役者有之，弃捐者有之，浮食者有之”的情况，使“轩心竞生，伪端并作矣。小则盗窃，大则功劫，严刑峻法不能救也。”(《中论》) 唐代杜佑也强调“古之为理者，在于周知民数(《通典·食货门》)”，若忽视人口的普查统计及户籍管理，将导致“人如飞鸟，飞走莫制，家以之乏，国以之贫，奸宄渐兴，倾覆不悟”的结果 （同上）。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全国规模人口计算的国家，自西周即已有人口统计制度，从中央到地方设有专门统计人口的官员，在上是司民，在州是州史，州以下有闾师、宰。周宣王三十九年 (789年)“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国语·周语上》)，被认为是中国人口普查的最早记载。周以后，至秦汉有书社制度、上计制度，汉有算赋法，隋有输籍法，宋有三保法，明有户帖制度，清有保甲制度，均在前朝基础上有所发展。由于对人口史料的价值和借鉴意义的重视，古代思想家们很重视人口史料的整理。一些思想家正是在整理人口史料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当时人口问题的意见。如西晋皇甫谧通过对西晋以前历朝人口统计资料的整理分析，提出了对西晋以前历朝人口增减原因的较符合实际的看法； 唐代杜佑提出的制止人民流散、隐漏的措施，以及元代马端临关于人口多寡不能决定国家强弱、人口的质量有高下之分的较科学的论断，均是在整理前代人口统计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历代人口或户口盛衰的原因而获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