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质wén zhì

（字）刘仲质，明代人，任礼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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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质wén zhì

（字）万斌，明代人，授副千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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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质wén zhì

（字）卢彬，明代人，宣德进士，官至山西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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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质wén zhì

（字）袁彬，明代人，官前军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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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质wén zhì

（字）饶政，明代人，永乐进士，授御史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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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质wén zhì

（字）古朴，明代人，累官户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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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质wén zhì

（字）王彬，明代人，由进士为御史。

文质

元末明初甬东（今浙江舟山）人，徙居昆山太仓。字学古，号海屋，晚号雁门叟。以学行称耆硕。元至正(1341—1370)间参与顾瑛主持之玉山雅集。词章奇放。诗好为长吉体，与杨维祯夜行咏《梅花灯诗》立就，为世所称。入明卒，年九十六。著有《学古集》。

文质

古代诗学概念。“文质”既可以是由“文”与“质”两个各具独立意义的词素以并列结构组成的一个术语，也可以被当作一对并举的相对概念的缩写。语见《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所说的“文”，指外观形式的文采，这点没有疑义。但所称“质”，有的认为指内在实质，即内容；有的认为仍然是指形式表现的质朴无文。其实，这两种说法可以相通，表现形式的质朴无文是由内容质朴所决定的。“彬彬”，或谓“文质相半之貌”，或称“文质备也”，也有人说是“美盛”之义，文质彬彬，即文质并茂。尽管后人解释有歧义，但孔子提倡“文质彬彬”，就是强调文质统一。《论语·颜渊》云：“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 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皮去毛曰鞟。毛所显示的不同花纹，不仅是质的表现形式，而且本身就是质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文与质的关系，既有统一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就统一性而论，必有其质，乃有其文；就矛盾性而言，文可以反作用于质，而对质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这就构成了传统文论中的文质统一论。清王夫之《古诗评选》卷五云：“文以质立，质资文宣。”质是本，是体；文是象，是用。“质近内而文近外，质可生文而文不能生质”。但是“文”也不是“质”的简单形式，更不是可有可无，其“质资文宣”，就含有质待文现的意思。至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云：“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六朝人把“文质”概念引入文学领域，文与质基本上是指文学作品的形式与内容。又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即强调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关系。当然，古代也有把“文”与“质”的对立加以绝对化的说法，如道家、墨家和法家，重质轻文，由此提出了“文灭质”之论。如《庄子·缮性》云：“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人文之“文”竟然是对事物纯朴之质的破坏，“文”被看作人为外加的甚至是扭曲本然的虚假饰物。所以他们要求去文就质。这一片面的“文质”说，影响远不及儒家传统文论的“文质”统一论。后世的“文质”概念，多沿袭儒家传统之说加以发展。由于“文”与“质”作为文艺创作的两大要素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文质”有时又可指风格和风尚，其中包括时代风尚、地方风格、文体特性和个人风格等。唐魏徵《隋书·文学传论》云：“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他所称“文质”，总括了南北二地文学风格和风尚爱好的不同，强调取长补短，以达“文质斌斌”的完美境界。这是传统文论中“文质”内涵的扩展。古代还有一些理论家，把“文质”的辩证统一关系看作是推动文学创作发展的内在基本因素。因而从理论上努力概括“质文化变”的历史潮流和审美规律，以期文艺创作及其理论批评的健康发展。如《文心雕龙·时序》：“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又《通变》篇：“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檃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显示了“文质”理论的深化和中国古代诗歌历史发展的艺术辩证法，具有重大的意义。

文质

 传统文论的基本范畴。最早使用这个概念的是孔子，《论语·雍也》: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但这是论人，而不是论文。在孔子那里，“文” 指外在的风度，“质”指内在的涵养。孔子认为，只有外在的风度与内在的涵养和谐统一，文质相称，才是最佳境界。魏晋以后，“文质” 概念便被运用到文论上，一指语言风格的 “华美” 与 “质朴”,故有 “尚文” 与“尚质” 之说； 一指作品的形式与内容。在传统文论中，始终以“质” 即内容居主导地位，“文”即形式居从属地位，如刘勰 《文心雕龙·情采》 就说： “文附质，质待文。” 唐宋以后所流行的“文” 与 “道” 概念，实际上就是作为形式与内容的 “文质” 概念的翻版。在 “文” 与 “道” 的关系问题上，尽管也有人主张 “文道合一”,并以孔子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为据，但占主流的还是以 “道” 为本，以 “文” 为末，将 “道” 视为 “体”,“文” 视为“用”。如南宋朱熹就说： “道者，文之根本； 文者，道之枝叶。” 甚至重 “道” 轻 “文”,如北宋程颐就认为 “作文害道”,“玩文丧志”,反对单纯在 “文” 上下功夫。即使是反对道学的批评家，也难以超越这种正统的观念，如清初黄宗羲说： “文之美恶，视道合离。”顾炎武也说： “文之不可绝于天地之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尽管他们所谓 “道” 与程朱所谓“道” 的内涵不尽相同，但都以 “道” 为 “文” 之本。这种传统观念演变到现代，就是反对形式主义。

文质

中国古代关于道德品质的两对范畴。质，指人的自然资质。文，指人的道德品质。最早由孔子提出。他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认为先天的自然品质与后天的文化性的道德品质配合协调，才是完善的品质，即君子品质。野，指没有文化教养。史，指丧失个性特征，如宗庙中视史官虚应矫作。对于先天的质的改造，要经过道德修养和道德化，孔子主张“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具体地就是博学约礼，孔子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论语·雍也》)。古代道德学家认为，文质关系是变化的。战国末阴阳家邹衍认为：“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也”(《汉书·严安传》引)。《逸周书·周月解》有阴阳质文三统之说，汉儒董仲舒《举贤良对策》第三策提出“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又在《春秋繁露·三代政制质文篇》中发挥此说。在同书《玉杯篇》说，质文两备，然后礼成；若二者不能兼备，则“宁有质而无文”。司马迁认为：“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史记·高祖本纪》)。至东汉，此说仍有流行。《白虎通义·文质篇》说：“王者必一质一文者何？所以承天地，顺阴阳，……质法天，文法地而已。故天为质，地受而化之，养而成之，故为文。……帝王始起，先质后文者，顺天地之道，本末之义，先后之序也。事必先有质性，后乃有文章也。”

文质wenzhi

我国古代文论中关于文学形式与内容关系的概念。最早见于孔子的《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里讲人的修养应该内外和谐，不可偏废。后世将“文质”之论专用于论文，从而成了有固定涵义的文学批评术语。一般说来，文指人的外表，进而指文学形式；质指人的内心，进而指文学内容。后汉王充有云：“夫人有文，质乃成；物有华而不实，有实而不华者。……德弥盛者文弥褥，德弥彰者人弥明……人无文，则为仆人”。(《论衡· 书解》)又说：“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人之有文也，犹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于体，苟有文无实，是则五色之禽毛妄生也。”(《论衡·超奇》)后来的刘勰讲得更具体：“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鞹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文心雕龙·情采》)在刘勰这里关于“文质”的认识进一步专门化了。“文”即指辞采，属于作品形式范畴，“质”指情志，属于作品内容范畴。
从表面看，古人论“文质”似二者并重。实际上，大多数人还是首先强调内容的重要性的。王充如此，刘勰亦如此。儒家传统的诗论家、文论家们就更是如此。如唐韩愈的“气盛言宜”说，周敦颐、二程，朱熹等人的“文以载道”“文以贯道”说都是这样。在他们看来，文学艺术都必须为政治伦理教化服务，因此要内容先于形式。

文质

中国古代文论术语。它包括“文”和“质”两个方面。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是孔子：“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文质”在后来的文论中，在许多情况下是指语言风格范畴的华美和质朴。但也还有另一方面的意义。即“文”指辞采，表现，大体上相当于今人所说的作品的形式；“质”则指内容。由于文学风格上的华美与质朴，最终是与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紧密相联系的，所以这一点对后世的影响也很深远。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评论有些作家作品时所用的“文”“质”概念，就是从作品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上立论的。

文质Wen Zhi

poet of the Yuan Dynas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