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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词 文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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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文气说

文气说

中国古代文论家有关作家创作个性的理论。始见于三国魏曹丕《典论·论文》: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气”本指构成宇宙万物本体的一种自然物质,此处则指作家的气质、才性和由此形成的艺术风格。曹丕之前,孟子曾提出“知言”、“养气”,可视作“文气”说之源头。曹丕之后,不断有人踵事增华,遂使此说逐渐完善。宋人苏辙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纠正曹丕视气为先天秉赋的唯心主义错误,指出“气可以养而致”,养气之法在于“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清桐城派承袭曹丕气有“清浊”之说,以阴阳刚柔释气论文,创“因声求气”说。“文气”说的提出和发展,表明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已注意到作家个性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对于研究作家和作品风格的差异,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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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气说

文气说

文学创作与作家的气质、个性关系的理论。曹丕《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文章风格、成就的不同,根本原因在于作家各有不同的气质、个性。“气之清浊有体”,是说人的气质、个性有清、浊的不同,这种不同决定了诗文风格、成就的千差万别。
“气”在中国古代本指构成宇宙万物的一种自然物质。《易·系辞上》:“精气为物。”王充将“气”与精神活动联系起来,提出“精神本以血气为主”(《论衡·论死》) 的观点。孟子曾主张“知言”、“养气”,这里的“气”指加强人的道德修养。曹丕继承这些有关“气”的观点,阐述作家的气质、才性、思想修养、创作个性和作品风格的关系,对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有其积极的意义。
刘勰对曹丕的“文气说”有很大发展。“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文心雕龙·风骨》);“功以学成”,“习亦凝真”(《文心雕龙·体性》,“素气资养”、“学业在勤”(《文心雕龙·养气》),他既肯定先天气质、才性对创作有决定作用,又认为后天的“学”、“习”对创作也有很大的影响,这便对曹丕的“文气说”赋予了新的意义。
宋代的苏辙在刘勰论述的基础上对“文气说”又有发展。《上枢密韩太尉书》:“文者,气之所行”,“气可以养而致”,强调“气”在后天修养的重要。怎样养气,苏辙认为一是内心加强修养,一是增强外境阅历。对此二者,苏辙更重视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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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气说

文气说wenqishuo

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范畴。“气”本是古老的哲学概念。《老子》有:“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管子》有:“凡物之精,气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精也者,气之精者也”。在这里,“气”被视为万物的基本元素。到了儒家思想家那里,“气”被解释为一种主观的精神因素。孟子云:“……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可见,“气”与人的道德修养有关,是通过修养而培养成的一种精神力量。
首次将“气”的概念引入文论的是三国时的曹丕。在《典论·论文》中,他指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就是说,“气”乃是一种独特性的东西,人人有不同才情、天分和个性气质,它们共同构成各自不同的“气”。知识才能可以学得,“气”则不可强求。
除曹丕的观点之外,在中国古文论中,“气”还有不同解释。《诗品序》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这是自然之“气”近似于“道”。孟子的“浩然之气”与唐代韩愈的“气盛言宜”说乃是指作家主观精神修养。有时“气”也指一种风格:“秦汉以前,其气浑然”(《昌黎先生集序》)“徐干时有齐气”(《典论·论文》)。
对于“气”的解释尽管各有不同,但总起来看,在文学作品中所包含的“气”,乃是一种精神特质,是动态的生命律动。它使作品获得生气,获得艺术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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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气说

关于文学创作与作家的气质、个性关系的理论观点。始见于曹丕的《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立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曹丕论气,首先论证了文章风格各异、成就不同的根本原因,强调文章各有特色是由于作家各有不同的精神风貌,故曰“文以气为主”。这个著名的论断,对后世影响很大,以此发端,“文气”遂成为中国古典文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文气说”也成为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曹丕移用了中国古典哲学中“气”的概念。“气”在中国古典哲学中是一个重要范畴,远在战国时代,宋钘、尹文学派即创元气论,认为气为精气,是构成万物的本原,从列星到五谷,从鬼神到圣人,无不由气构成。《庄子》亦有“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曰: 通天下一气耳”的论断。汉代,这种元气论几乎成为公认的真理,杂家《淮南子》,儒家董仲舒,都认为气生成世界,构成万物,形成阴阳四时。《黄帝内经·阴阳应象》还将气分成清浊、阴阳:“清阳为天,浊阴为地”。王充《论衡》扩而广之,把人的强弱、寿夭、贫富、贵贱、智愚、善恶等种种差别统统归因于禀气的厚薄。气,在中国古代本指构成宇宙万物的一种自然物质,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孟子提出他善养“浩然之气”,其中“浩然之气”,他解释说是“至大至刚”、“集义所生”,需要“配义与道”。这里的气已不再是一种自然物质,而是儒家的礼义道德修养了。曹丕继承了前人关于“气”的理论,在其哲学意蕴的基础上提出了“文气论”。曹丕的“文气论”,最早将“气”运用到文学批评上。音乐和气的关系,《荀子·乐论》中早就论及。音乐无论唱歌还是吹奏,都和“气”直接有关,而文学和“气”的关系却不是那么直接,因此“文气说”的产生晚于“乐气说”。汉魏有人用气来说明人的个性特征,曹丕正是在“文”气和“人”的气之统一上建立起他的“文气”论的。曹丕的“文气论”认为文章本于作家内在的精神风貌,这种精神风貌来源于作家的气稟。不同的作家其内在精神不同,其文章风格不同,不能“力强而至”,对其评论也不能轩轾有别。曹丕对建安七子的批评,可见其理论的一般。他所阐述的文学创作及其风格与作家的气质、个性、思想修养等的关系,对认识、评价作家作品具有重要价值。他的理论对我国文学批评的发展也是一大贡献,当然过分强调作家的内在精神,也是其局限性。“文气说”对后世影响深远。南朝梁刘勰继承了曹丕的“文气说”并有所发展。《文心雕龙》中有《养气》一篇,而《风骨》、《体性》篇亦多有论气之语。刘勰认为文章“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文章布局谋篇必须充盈有气势,才能刚健充实而有辉光。可见刘勰强调的是文章应充盈刚健的气势。刘勰还引用曹丕的论点“文以气为主”,肯定了曹丕对建安七子的评价,认为他们的作品是“并重气之旨也”。刘勰既肯定先天的气质才性对创作有决定作用“才力居中,肇自血气”,同时又认为后天的学习对创作也有很大的作用,“功以学成”、“习亦凝真”、“学业在勤”,“素气资养”,这显然比曹丕要完备。唐韩愈所论“言和气”的关系,与曹丕所论有所不同,与孟子更为接近。韩愈认为气犹如水,语言好比水上的浮物。水大了,那么水中的浮物大小皆浮。气和言也是如此。气势盛了,则语言声音短长高下都会合适的。这里,“气”主要指文章的气势和内在力量。当然,这个“气”同曹丕的“气”又有某种联系,气势之所盛,文章内在力量之所以强,与作家的个性和平时的学养功夫也分不开。所以韩愈说“不可以不养气”。韩愈是唐代古文领袖,儒家泰斗,很崇拜孟子为文造势,其“养气”之谈亦和孟子一脉相传。到了宋代,三苏之一的苏辙在刘勰论述的基础上又有发展。他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一方面承认“文者,气之所行”,另一方面又强调“气”在后天修养的重要,“气可以养而致”。关于怎样养气,他提出两法: 一是加强内心修养,像孟子的善养浩然之气;二是增加外境阅历,如太史公司马迁行天下,阅四海,与天下豪俊交游。苏辙更重视后者,以高山大野、古人幽迹、天下奇闻壮观来激发自己志气,所谓文章得江山之助,而养气始有助于学文。这比善养“道德”之气的孟子、韩愈前进了一步,亦比空谈才性、气质的曹丕、刘勰前进了一步。清代是文学批评集大成时期,“文气说”在桐城派古文家理论里才集其大成。姚鼐在《复鲁絜非书》一文中,将天地之元气与个人之禀气及行文之气势打成一片,谓“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在《答翁学士书》一文中又专从文辞方面论气,认为文章就如人的言语,有气充之,即使百年之后再观其文,也犹如其人仍站在面前;没有气充之,只不过是一堆字而已。“意与气相御而为辞”,因此言辞要随意和气而时时变动,不要以华词累气,要因声而求气,行气而美其声。后来曾国藩本于姚氏意与气相御为辞之说,而推究到声色和气的关系,强调不以色害气,而以气行色。他还认为文章言词的声调很重要,有声才能引人进入文章的妙境;而有声是因为行气,行气才能有声。“文气说”发展到这里,专从文辞上着眼,而不再求之于先天的禀赋和后天的修养阅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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