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诠赋

赋论名篇。南朝梁刘勰作。此文为刘氏《文心雕龙》之一篇，在释名以彰义：“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的总提下，论述了以下内容：一、系统论述赋体来源。指出文体之赋源于《诗经》赋比兴之赋，由诗歌的铺陈写作技巧发展而为独立的赋体。发展转变的历史环节，是由赋比兴之赋，到献诗赋颂之赋、赋诗言志之赋，再到楚辞之赋。刘勰特别强调荀况、宋玉以赋名篇对赋体完成所起的历史作用，使赋从“六义附庸，蔚为大国”，“与诗画境”。二、阐述了此前的赋文学流变。刘勰紧承赋体之源谈起，认为秦世除《杂赋》一枝独秀外，余皆不文。汉初赋家发扬秦世《杂赋》，经陆贾、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等人努力，使赋形成繁荣局面，即：“信兴楚而盛汉。”继后魏晋赋家王粲、徐干、左思、潘岳、陆机、成公绥、郭璞、袁宏等，皆为一流作家，同享盛誉。三、赋文功能本体论。刘勰提出了“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命题。以赋为政治、社会道德的工具，是正统雅文化的核心内容，即赋乃“雅文之枢辖”。此系“京殿苑猎，述行序志”之大赋；至其咏物、抒情小赋之功能本体，刘勰复以供人把玩之唯美予以界说。四、赋文学创作论。这方面有如下内容：1.“睹物兴情”论。这是关于辞赋作家创作冲动的命题，指辞赋作家登临高处，目观物色，创作激情顿时兴起。这一理论是中国美学物感说之具现，显示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2.内容与形式相统一。刘勰认为：“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这一作赋法则，是由“睹物兴情”决定的：“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刘勰在辞赋创作上，反对只求形式华美，不顾内容功用：“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3.文本结构论。本文认为“京都苑猎，述行序志”的大赋和咏物、抒情小赋都有自己较为固定的、带规律性的文本结构特征。大赋的结构特征是：“既履端于倡序，亦归余于总乱。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乱以理篇，造致文契。”前有小序，后有总括，是谓鸿篇大制。小赋的结构特征是：“至于草区禽族，庶品杂类，则触兴致情，因变取会；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斯又小制之区畛，奇巧之机要也。”结构奇巧细密，缘物而生。刘勰更欣赏的是大赋文本。五、赋家赋作批评论。本文主要对两汉和魏晋的赋家赋作进行了批评，在批评中，对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十家汉赋给予了高度肯定，对以王粲为代表的魏晋赋在总体肯定的基础上，对郭璞等赋家的不足之处也作了批评。如：“景纯绮巧，缛理有余。”在批评尺度方面，主张出新与故常、情与理、文与质的统一，提出了“情理”、“情韵”、“靡密”、“遒劲”、“雅赡”、“绮巧”等审美批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