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

文学理论专著。南朝梁刘勰作。十卷。分上、下编，各二十五篇。包括绪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总序五大部分。绪论包括上编《原道》至《正纬》四篇，是全书理论基础；文体论包括上编《辨骚》至《书记》二十一篇，论述各体文章性质、源流及其写作特点；创作论包括下编《神思》至《物色》二十篇，分论创作过程、作家个性风格、文质关系及写作技巧等问题；批评论包括下编《时序》至《程器》四篇，论述批评标准及方法，兼评历代文学和著名作家；总序包括最后《序志》一篇，说明写作动机和全书结构。此书以儒家正统文艺观为论文标准，虽含有封建思想杂质，但在文学与时代、艺术形象与艺术思维、文学体裁与风格、内容与形式、继承与革新、欣赏与批评等方面，俱有深刻而精辟的分析。并在前人理论遗产基础上，根据当时文学创作实际，总结阐发，建成一完整文学理论体系，在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占有特殊重要地位，对后世产生十分深远影响。因用骈文写成，加上征引浩繁，故历来注本较多。著名者有清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中华书局1957年本)、近人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本)、今人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1959年本)、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本)、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本)、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中华书局1962年本)等。

文心雕龙

文论著作。南朝刘勰撰。刘勰(466?—538? 一说466?—521? 一说 465? —532?)，字彦和，东莞莒县（今属山东）人，侨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幼年丧父，笃志好学。后依僧祐，居钟山上定林寺十馀年，帮助僧祐整理经藏、抄撰要事。三十岁以后，开始构撰《文心雕龙》，到齐和帝中兴元、二年间(501—502)成书，前后用了五六年时间。其后，他负书以干沈约，约赞其“深得文理”，刘勰其人其书乃渐为士林瞩目。梁天监二年(503)，刘勰离开定林寺步入仕途，历任记室、参军、太末令等职。至天监十年，改任萧绩记室，并兼任萧统东宫通事舍人。晚年主持整理佛经，遂落发受戒，改名“慧地”。其作品流传下来的还有《灭惑论》等两篇佛教方面的文章。《文心雕龙》十卷，每卷五篇，共五十篇。前二十五篇为上编，后二十五篇为下编。每篇均以两字为标题，全书共三万七千多字，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体大虑周”的空前巨著。全书内容可分四大部分：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总论是前五篇，刘勰称之为“文之枢纽”，其中前三篇又尤为重要，反映了刘勰根本的文学思想是建立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之上的。其后二十篇为文体论，又可分为两部分：前十篇为一部分，论述有韵之文；后十篇为一部分，论述无韵之笔。这二十篇的基本结构，刘勰归纳为四大纲领，即“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刘勰的文体分类，在曹丕、陆机、挚虞、李充等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并对各类文体的研究作了总结，从而超越了前人。其后二十篇为创作论，对当时文学创作所涉及的种种问题，几乎都作了理论上的概括与总结，既分析了构思的诸要素，又强调了想象的作用，从中可以看出对陆机《文赋》的继承和发展。而在文学创作的技巧方面，有关文法、修辞、气势、音律、结构等，亦均一一论及。再其后四篇为批评论，分别探讨了文学与时代潮流、与才能识略、与读者鉴赏以及与作家道德的关系。最后一篇《序志》是全书的序言，说明自己著书的缘起、内容旨趣及写作态度等。全书构架绵密，自成体系。在诗论方面，书中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是关于诗的定义，《明诗》篇既采用了魏晋以来的“缘情”说，又维护传统诗教的“言志”说，综合二者。其次，在诗体上重视四言，反映出其观念的保守面。在《明诗》篇中，刘勰将四言视为“正体”，以五言为“流调”，而在其所处的时代，正是五言诗流行时期。他的这种观念，也可能是由于对当时诗风不满而形成的。再次，关于诗歌的作用，一方面注重其伦理功能和实用功能，另一方面也注重其抒情功能和审美功能。另外，刘勰将乐府另立一类加以探讨，主要偏重在诗与音乐的关系。《乐府》篇称：“昔子政品文，诗与歌别，故略具乐篇，以标区界。”这种划分，与《文选》和《诗品》是有区别的。《文心雕龙》对后世影响甚大，版本亦颇多。今存最早的是唐写本残卷，最早的刻本是元代至正本。通行本有清黄叔琳辑注本、近人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本、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本、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本、詹锳《文心雕龙义证》本。

文心雕龙英译

译者施友忠。1959年刊于纽约，1970年于台北刊行中英文对照本。译序设置“刘勰之前文学批评的发展”、“刘勰及其文学理论”和“后人对《文心雕龙》的评价”三节，叙说较详。当时尚无汉语语体译文和日语译文，因此颇受学人重视。

文心雕龙

南朝梁刘勰著。体大思周的文学理论著作，立论颇高，共五十篇，其《辨骚》《明诗》篇专论《楚辞》与古诗。《辨骚》篇称赞楚辞“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批评汉代刘安、王逸、刘询、扬雄、班固五家对楚辞的评价“褒贬任声，抑扬过实”，从“宗经”思想出发，指出屈原作品与经典的异同，并对屈、宋的代表作加以评论，尽而说明“《楚辞》者，体慢于三代，而风雅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虽取熔经旨，亦自铸伟辞”。最后指出了楚辞对后代的重大影响以及应采取“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的正确方法借鉴它，因囿于儒家宗经思想，故对楚辞运用神话和夸张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颇有微词。《明诗》篇阐发诗歌的起源，描述诗自先秦至晋宋的发展线索，极力推崇《古诗十九首》与.“建安文学”，指出了晋宋诗歌的形式主义缺陷，最后讨论了四言诗与五言诗的正变优劣，兼及历代著名诗人的艺术风格，也顺便提及了其他杂诗。《文心雕龙》中的其他象《时序》《物色》《比兴》等篇，在阐述其理论观点时，也常常引用以前历代诗作为依据进行论证。

《文心雕龙》

南朝刘勰著，全书十卷，分上、下编，各二十篇。其美学思想的理论结构大致包含以下几个相联系的方面。
（一）艺术本体论。《原道》、《征圣》、《宗经》、《正伟》、《辨骚》这一组试图从本体论的角度探讨艺术美的本质及其与善和真的关系问题，提出明道、征圣、宗经的主张。（二）艺术创作论。《文心雕龙》中最具美学价值的是创作论，主要涉及创作主体、创作心理、创作方法等问题。《体性》、《养气》、《总术》、《才略》、《程器》是对创作主体的认识；《神思》、《物色》等篇探讨创作心理中的想象问题；《定势》、《风骨》、《情采》、《熔裁》、《声律》、《章句》、《事类》、《比兴》、《夸饰》、《练字》等篇详细论述了艺术创作的各种手法技巧。（三） 艺术鉴赏论。《指瑕》、《才略》、《知音》、《隐秀》等篇涉及艺术鉴赏理论。（四）艺术规律论。《通变》、《时序》等篇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阐述了艺术的发展规律。
《文心雕龙》是一部内容丰富的美学巨著，其理论的系统性和深刻性在中国古代是罕见的，在我国的美学思想发展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

文论。南朝梁刘勰(465?—520?)撰。十卷。勰字彦和，东莞茗县（令属山东）人，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生平历宋、齐、梁三朝，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附沙门僧佑十余年，遂博通佛学经论，整编定林寺经藏。天监初，始历奉朝请，临川王记室、参军，并兼东官通事舍人等职。深得昭明太子萧统器重，晚年出家，更名慧地，不久卒。是书成于齐末，时年三十余岁。其《序志篇》说明写作动机，鉴于当时文章“言贵浮诡”，“将遂讹滥”，“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全书五十篇，计三万七千七百四十六字，可分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大部分。前五卷论文体流变，以《原道》、《徵圣》、《宗经》、《正纬》四篇为总论；以下按有韵之文(从《辨骚》到《谐隐》)和无韵之笔(从《史传》到《书记》)分类评述；后五卷论文章作法、作家修养和文学批评等问题，其中《时序》论作家与时代关系，《知音》阐述文学批评之任务。全书体大思精，取材浩博，征引书文计一千四百六十六处，论及作品计一千零三十五篇（部），作家九百十八人，涉及八十六个帝王，十七个朝代，论及文章体裁达九十类，直接论及齐梁文风弊端有十八处，论文学社会功用的有六十六处。纵观全书，首尾一贯，互相照应，不仅在当时是“发前人所未发”，建立了我国古代文学评论的充实基础。许多精辟见解，就是今天也是值得借鉴的。鲁迅在《论诗题记》中说：“篇章既富，评骘自生，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色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但刘氏过分推崇儒家经典，轻视民歌、小说，对大诗人陶潜只字不提，则是明显缺憾。是书流传版本繁多，清人黄叔琳注、纪昀评《四部丛刊》本通行，今有中华书局一九五七年重印本。今人范文澜《文心雕龙校注》本最详较佳。一九五一年中华书局出版（上下册）。今人周振甫选译三十五篇，分上编十篇，下编二十五篇，亦可参考。

404 文心雕龙

文学理论巨著。南朝梁刘勰撰，成书于南齐末。全书共十卷50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序言等五部分。总论包括《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是全书总纲和理论核心，阐述了为文的基本原则； 文体论包括《明诗》至《书记》计20篇，论述了文体的渊源和流变及各类文体的特征与写法； 创作论包括《神思》至《总术》20篇，是全书精华之所在，系统地论述了文学的基本主张和方法技巧，强调艺术想象在艺术构思过程中的地位，说明了物、情、辞之间的关系。同时，对创作中的比、兴、夸饰手法、作家个性风格、文质关系等，都有论及。批评论包括《时序》、《才略》、《知音》、《程器》四篇，阐明了作者的文学史观、文学批评的方法与态度及作家应具备的品德修养等。《自序》为最末一篇，讲明写作目的、全书结构及每篇末“赞”的作用。《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体例周详，意旨精深，是魏晋时期文学理论带有总结性的集大成之作。它问世以来，对后世文学创作与理论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引起历代学者广泛的研究兴趣，以致出现了作为显学的 “龙学”。

《文心雕龙》wenxin diaolong

古代文学理论著作。作者刘勰(466?—520? )，字彦和。约成书于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501～502)间。这是一部在魏晋以来已经出现的文学理论著作基础上总结性的巨著。内容精博，体系严密。共10卷，50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个主要部分。总论五篇，论“文之枢纽”，是全书理论的纲领。其核心是《原道》、《征圣》、《宗经》3篇，要求一切要本之于道，稽诸于圣，宗之于经。宗经即强调五经是一切文体的本源，例如赋、颂、歌、赞，都源于诗经。他还提出了宗经的具体要求：“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 一则精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 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这六条要求，就是贯穿在全书中的对文章肯定与否定的原则标准。如《辩骚篇》称赞屈原能“取熔经意，自铸伟辞”。文体论20篇，每篇分论一种或两三种文体，对各种文体的源流及作家、作品逐一进行研究和评价。比之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要详细周密得多。创作论19篇，分论创作过程、作家个性风格、文质关系、写作技巧、文辞声律等类问题。批评论5篇，从不同角度对过去时代的文风、作家的成就提出批评，并对批评的态度、方法作了专门探讨。最后一篇《序志》说明作者的创作目的和全书的部署意图。
全书虽贯穿了原道、宗经、征圣的儒家思想，造成一定局限性。但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中，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其一，初步建立了文学史观。他认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注意到时代和社会政治生活对文学盛衰变化的影响。如论建安文学“雅好慷慨”的风格出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现实环境。《通变篇》还系统地论述了历代文风的先后继承变革的关系。其二，总结了文学创作的经验。他强调文学创作要“吟咏情性”、“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情采》)。并重视情感在文学创作全过程中的作用。还对“情”与“景”的关系、风骨、艺术想象等问题作了阐述。其三，专门探讨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他认为批评家要有深广的学识修养，采取“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的态度，从多方面加以观察。
《文心雕龙》的许多精辟见解，对唐以后的作家、批评家有相当大的影响。
研究、注释《文心雕龙》的著述颇多。如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等。

文心雕龙

理论批评专著。南朝梁刘勰撰。刘勰(465?—521?)，字彦和。东莞莒（今山东莒县）人，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早年丧父，家境贫寒，未曾婚娶，于二十余岁时到当时京都建康，投奔钟山定林寺，依附名释僧祐，利用寺中丰富的藏书条件，研读佛典，博览群书，共达十余年之久。约于南齐末年(502)撰成《文心雕龙》，甚得当时文坛领袖兼达官贵人沈约赏识，赞为“深得文理”。旋即入梁，开始踏上仕途，初为奉朝请，后曾任临川王萧宏记室参军、太末令等职，官至昭明太子萧统东宫通事舍人，故世称“刘舍人”。晚年受命重回定林寺整理佛经，事成之后，便就地落发受戒，弃官为僧，法名慧地，不久去世。生平事迹载于《梁书·文学传》、《南史·文学传》。
《文心雕龙》体系之完备，结构之严整，在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不可多得，素有“体大思精”之称。全书共五十篇。其最末一篇《序志》为作者自序，对全书的基本内容和篇章结构有明确说明。开头《原道》以下五篇为“文之枢纽”，现在一般称为“总论”，从正反两方面阐发了作者的基本文学观，是全书的纲领和出发点。以下《明诗》至《书记》的二十篇为“论文叙笔”，现在一般称为“文体论”，考查论述了诗、赋、颂、赞、杂文、史传、章表等三十多种文体的名称含义、源流演变、代表作品、写作要领。其中有些文体要求用韵，当时称为“文”，而那些不必用韵的，当时称为“笔”，故云“论文叙笔”。再下从《神思》至《程器》的二十四篇，作者总谓为“剖情析采，笼圈条贯”，但今人一般根据其内容划分为两部分：《神思》至《总术》的前十九篇为“创作论”，着重论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表现方法及其他一些具体问题；《序志》至《程器》的后五篇为“批评论”，着重论文学鉴赏与批评的原则、方法等。以上各部分既有不同侧重，相对独立，又相互照应，密切联系，构成一个完备的有机整体。有的学者认为，《文心雕龙》这种结构严谨的思维方式，可能与刘勰曾经精研佛经有关，受到古代印度佛教逻辑学的影响。
不过刘勰尽管与佛教有很深的因缘，又生活在庄老玄学余风犹存的时代，不能不受到一定的熏染，但他写作《文心雕龙》的指导思想却是儒家的。他在《序志》篇中说自己在三十多岁时曾梦见孔子，“随仲尼而南行”，以之为莫大的荣幸，表现出他当时对这位儒家圣人的仰慕崇拜。他撰写《文心雕龙》一书的动因，是由于晋宋以来文人们追奇好异，雕琢刻镂，辞采华艳，内容空虚，违背了“圣人”的文学宗旨，因而奋起“搦笔和墨，乃始论文”，意欲矫正这种“讹滥”的文风。而矫讹之术，只能从儒家思想中去寻找。他直言不讳地说：“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文心雕龙》开门见山的三篇，便是《原道》、《征圣》、《宗经》，其中关键是“宗经”，因为儒家经典不仅在思想上体现了“恒久之至道”，在艺术上也是“文章奥府”，是万古不变的最高典范。矫革不正文风固然值得肯定，但“宗经”却表现出刘勰文学思想保守的一面；同时由于“宗经”，他对屈原作品又做了较多的贬抑与疵求。不过从另一方面说，刘勰毕竟生活在文学已经“自觉”的时代，他又有很高的文学素养，十分重视文学的审美艺术特性，因此他的“宗经”令人觉得不过是一面虚晃而过的旗帜，在这面大旗下着力阐扬的是与经典无关的真正的文学规律和“衔华佩实”的审美理想，即要求文学创作不但要有充实的内容，也要有优美的形式。同时又由于他持有“唯务折中”的思想方法和“通变则久”的文学发展观，因而对于魏晋以来出现的诸如声律、章句、对偶、用典、练字等形式美，都予以充分的肯定和深入的探讨，完全不同于当时的一些文学复古主义者。
“创作论”与“批评论”是《文心雕龙》的精华，全面而深刻地总结了文学创作与批评的主客观条件和规律。如《神思》是“创作论”的首篇，也是“创作论”的纲领，着力探讨艺术构思的形象思维问题，指出作家的想象可以“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超越具体时空的限制，并“神与物游”，不脱离具体的感性形象。《体性》篇分析了作品风格(“体”)与作家个性(“性”)的关系，指出因为“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的不同学养气质，便形成云谲波诡的不同风格，并将这些各异的风格归纳为“典雅”、“壮丽”等八种类型。《风骨》篇总结了前代优秀作品的创作经验，针对当时文坛柔靡虚华的状况，指出文学作品要有“意气骏爽”的“文风”和“结言端直”的“文骨”，以及这种刚健有力的文学风骨的形成过程。《通变》篇论文学创作中继承与革新的关系，指出既要“参古”，即吸取过去的优秀经验；又要“酌今”，即采纳当代文学探讨的新成果，方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情采》篇论“文质”即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认为“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情”、“采”既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又要以“情”为主以统摄“采”，主张“为情而造文”的有感而发，反对“为文而造情”的无病呻吟，徒骋华辞。另外，“创作论”中还探讨了诸如“声律”、“章句”、“丽辞”、“练字”等纯形式问题。刘勰对文学创作过程与规律的探讨，既建立在对古今文学作品分析的基础上，又吸取了前人的有关论述，加以权衡折中，处处闪烁着真知灼见。
刘勰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贯穿着《文心雕龙》全书，而以《知音》篇最为集中。所谓“知音”，就是要求批评家理解作家创作的甘苦和艺术规律，摒弃批评中的主观任意性，并提出在具体评论作品时的六个着眼点(“六观”)，客观全面地评判作家作品。
《文心雕龙》是对齐梁以前文学创作经验的全面总结，就其系统性来说，后世的文论著作很难为继。它的主要局限是过分强调“宗经”，把儒家经典的文学性说得太高，甚至牵强附会。它在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影响极其深远，隋唐以后，代代有所论及，大都推崇甚高，如清章学诚评为“体大而虑周”、“笼罩群言”(《文史通义·文德》)。包世臣评为“大而全编，小而一字，莫不以意逆志，得作者用心所在”(《艺舟双楫叙》)。鲁迅则以之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相提并论，说二者都“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模”(转引自《鲁迅研究年刊》创刊号)，肯定了它在世界文学理论史上的地位。解放以后，特别是十年动乱以后，《文心雕龙》研究臻于极盛，专著、论文层出不穷。侧重于理论探讨的则有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等。在这种学术气氛中，“中国文心雕龙学会”于一九八三年成立，已召开年会多届，国际研讨会两次，出版《文心雕龙学刊》六辑。在同一时期，台湾对《文心雕龙》研究也很火热，王更生的《文心雕龙研究》、李曰刚的《文心雕龙斠诠》等可为代表。《文心雕龙》也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特别是在日本，不仅出版了多种《文心雕龙》译注本，且有大量研究论文发表。另外，美国、法国、意大利、匈牙利以及原苏联等国，也或有译本，或有论著面世。
现在所能见到的《文心雕龙》最早版本是元至正刻本（此前有敦煌莫高窟唐人草书残卷），最早的注本是清黄叔琳的辑注。解放前出版的专著中，以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影响最大，其资料的丰富繁密，至今无出其右者。解放以后，则有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等。

文心雕龙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重要理论著作。刘勰著。成书时间据推测大致是南齐末年(公元498年左右)。全书共50篇。第1篇《原道》至第五篇《辩骚》是全书的纲领，包括了刘勰对文学的基本看法，而其核心是《原道》、《征圣》、《宗经》三篇。刘勰认为，“道”是文学的本源，它通过天文、地文、人文表现出来，但又认为对道的认识，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圣人的言论、文章就是道的体现，要认识道，就必须以圣人为师，并研究圣人的著作即儒家经典。第6篇《明诗》至第26篇《书记》是文体论部分，分别讨论了诗赋、铭箴、哀吊、史传、章表等30种文体，总分为文、笔两大类。刘对各种文体的起源和流变作了探讨，解释其名称和特征，指出写作方法，评述各家、各体的优劣。第27篇《神思》至第49篇《程器》是《文心雕龙》的创作论和批评论，是全书最有创见和价值的部分。刘勰把这部分看作下篇，中心是“剖情析采”，论及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和构思、风格、通变、修辞、批评等问题。刘勰将风格分为八体，开创了我国风格分类学的先河。第50篇叙述作者写作此书的动机、态度、原则。此书论述问题之广，体系之严整，前无古人。有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等。

《文心雕龙》

南朝著名文学美学理论家刘勰著。它体系完备，结构严密，在古代文论中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典型。全书50篇，由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个部分组成。最后一篇《序志》是全书的总序，说明该书的写作动机、持论态度、内容和结构。《原道》等前5篇，作者称之为“文之枢纽”，主要讲文学源起、文学原则。文体论从《明诗》到《书记》2)篇，分别论述35种文体的作品。从《神思》到《总术》共19篇，为《创作论》，是全书文学理论的精华部分，理论上的重要建树大多在这一部分。从《物色》到《程器》共5篇为批评论，总结和阐发文学批评的种种原则。各部分既有分工，又互相联系，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文心雕龙》有许多精到的见解。首先是文质并重的观点。作者生活的时代是文学追求形式美的时代，文学技巧进步了，但作品的社会内容淡薄了。刘勰既肯定这种趋势的合理成分，又同时强调了“质”，强调内容的真、善要与形式的美相统一。这是一种文质彼此相依、相得而益彰的比较全面而公允的立论。对待文学和社会环境，作者揭示了“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发展规律，把文学的流变与社会、政治相联系。这一见解闪烁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是对文艺理论的重大贡献。作者又指出批评家要有广博深厚的修养，公正平和的态度，客观全面的批评标准。这与他以前偏于主观印象的批评相比，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该书中还有若干散文美学的理论、观点，直至今日仍熠熠生辉。

文心雕龙

古代文学理论专著。南朝梁刘勰撰。书成于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501—502)间。全书10卷，分上、下编，各25篇。按内容可分为四大部分：一是总论，包括上编《原道》至《辨骚》5篇。这既是作者给文学规定的总纲，也是全书的理论基础，它提出了明道、征圣、宗经的总体要求。二是文体论，包括上编的《明诗》至《书记》20篇，每篇分论一种或几种文体，着重论述各体文章的性质、源流发展及写作特点，每篇之中又按照“原始表末”、“释名章义”、“选文定篇”、“敷理举统”四项来作为论述的纲领，分类相从，条理明晰。三是创作论，包括下编从《神思》至《物色》20篇(《时序》不计在内)，分论创作过程、作家个性风格、文质关系、写作技巧、文辞声律等问题，系统地阐述创作过程中的重要问题，为全书最重要的部分。四是文学史和文学批评鉴赏论，包括《时序》、《才略》、《知音》、《程器》等4篇，以论述批评标准和方法为中心，从不同角度对过去时代的文风、作家的成就提出批评。最后一篇《序志》是作者的自序，说明本书的创作目的和全书的部署意图，谓“《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此书以儒家正统文艺观论文，强调征圣、宗经，表现出作者的思想局限，在论及丽辞、用事、声律等问题时，也未能摆脱当时文学创作的影响，但在文学与时代、艺术形象与艺术思维的特点、文学体裁与风格、内容与形式、继承与革新、欣赏与批评等诸多方面，都有深刻而精辟的分析。针对当时片面追求形式的文风，着重主张文学须有社会政治内容、文质应该并重，而质尤为重要，并认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的演变发展，都与时代政治有关。全书在继承前人理论遗产的基础上，根据当时文学创作中的实际问题，加以总结阐发，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把文学理论批评推向新的阶段，从而成为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杰出的著作，对后世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为南朝以后各代所推重。清著名学者章学诚赞之曰：“《文心》体大而思精”，“笼罩群言”(《文史通义·诗话篇》)。明清两代出现了若干本书的研究者。其影响还远及国外，9世纪时，日本僧人遍照金刚写的《文镜秘府论》中曾多次引用该书。1731年，日本出版了冈白驹校正的该书的句读本。19世纪后，国外出版过多种该书的原本和节译本，法国还编了《文心雕龙新书通检》、日本编了《文心雕龙索引》等研究资料。因用骈丽文体写成，加之征引浩繁，故历来注本较多，主要有清黄叔琳的《文心雕龙辑注》，中华书局1957年本；今人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新一版本；今人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