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志说

刘勰对文学性质和功能的一种认识。在中国古典文论中，关于文学的性质和功能，有偏重国家礼俗政教的“诗言志”说，和偏重抒发情感的“诗缘情”说。在文学理论的发展上，“缘情”说和“言志”说处于对立的地位，但在创作的实践中，“情”和“志”之间却无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言志美刺的《诗》并不一定摒弃抒情成分，发愤抒情的《骚》也不一定无视言志功能。在对文学的认识上，“言志”、“缘情”各有所偏。刘勰全面总结 《诗》《骚》的创作经验，兼取“言志”“缘情”两家之长，提出了情志合一的情志说。关于文学的性质，该说以为文学不仅传达人的情感，同时表现人的思想。关于文学作品的内容，该说以为文学表达的情感是渗透着思想成分的情感，文学表达的思想是渗透着情感成分的思想，情志对举而又互相渗透。在文学创作的构成上，该说认为属于感性的情和属于理性的志是互相制约、互相融汇的。情志说的提出，反映出魏晋以后人们对创作规律探讨的深入，和对文学性质认识的深化。在防止文学成为感情宣泄或道德说教，促使文学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方面起过积极作用。

情志说

中国古代文论的一种创作观念，是探讨创作中思想与感情的相互关系的。语意出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为情造文”、“述志为本”二语。还说：“情者文之经”。有些批评家往往把“情”和“志”或“情”和“理”对立起来。如汪师韩《诗学纂闻》曾记述前人把刘勰归为“诗缘情”一派，以至“后之君子斥为不知理义之所归。”这种用理义反对缘情的说法也就是在“情”和“志”之间划一道不可喻越的鸿沟。事实上，刘勰认为“情”和“志”这两个概念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渗透的。《情采篇》先后提出的“为情造文”、“述志为本”二语，就是企图用“情”来拓广“志”的领域，用“志”来充实“情”的内容，使“情”和“志”结合为一个整体。这就是“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文心雕龙·诠赋篇》)也就是“明情者总义以色体。”(《文心雕龙·章句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