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俗政治经济学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由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演变为庸俗政治经济学是资本主义发展及其内在矛盾加剧的反映。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及发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法国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产生——萨伊的经济学说。让·巴蒂斯特·萨伊 (1767—1832) 是法国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其著作主要有 《政治经济学概论》、《政治经济学问答》 和六卷本的《政治经济学教程》，构成了他的系统的庸俗政治经济学理论。萨伊把政治经济学分成三个部分： 生产、分配和消费，这种分类只反映了再生产过程各个要素之间的纯粹表面的联系。萨伊的生产论认为具有内在价值的社会财富都是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一切产品或效用都归因于劳动、资本和自然力这三者的作用和协力，实际上就是说生产不创造物质、只创造效用，这显然是错误的。萨伊的价值论有三个基本观点： 效用决定价值、供求决定价值、生产费用决定价值。他还把价值、交换价值和价格混为一谈，带有明显的辩护性质。关于分配理论，萨伊认为生产三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共同协力，都创造了产品的价值，因此，劳动者应取得工资，资本所有者应获得利润，土地所有者应取得地租。关于销售理论，萨伊主要阐述了三个原理和四个结论。三个原理是： 第一，产品是以产品形式购买的，货币只不过是交换的媒介； 第二，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第三，只要对生产不加干涉，就不会发生普遍生产过剩。四个结论是： 在经济自由条件下，生产越发展，需求越增长； 个人和全体有共同的利害关系，他们互为 “利益的直正来源”； 购买或输入外国货物不会损害本国产业； 鼓励生产是贤明的政策，鼓励消费是拙劣的政策。
(2) 英国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产生——马尔萨斯的经济学说。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 (1766—1834) 是创立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另一重要代表，他的理论成为了李嘉图学说的直接对立面。他的主要著作有《人口原理》、《地租的性质与发展的研究》、《政治经济学原理》。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包括两个前提、两个级数、三个定理。两个前提指： 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恒常的。两个级数是： 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加。三个定理包括： 人口必然地为生活资料所限制； 只有生活资料增长，人口一定会增长，除非受到某种有力而又显著的抑制； 这些抑制，和那些遏止人口优势力量并使其结果与生活资料保持同一水平的抑制，全部可以归纳为道德的节制、罪恶和贫困。在价值论上，李嘉图和马尔萨斯都是斯密的继承者。马尔萨期把价值分为使用价值、名义交换价值即价格、内在交换价值即商品内在购买力三种，他否认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价值最终决定于供求关系，商品价值应由商品购买到的劳动量来决定，商品购买的劳动量决定于商品的生产费用。马尔萨斯对三种收入的见解是： 地租是农产品价格超过生产费用的剩余部分，劳动的工资是对劳动者的努力的报酬，资本的利润是由商品的价值和生产这种商品所必需的各种垫支的价值之差所构成。他还认为，为了促进财富的增长，必须保持足够的有效需求，因此，只有贵族地主阶级的存在，才能使资本主义避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3) 英法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庸俗化——西尼尔、巴师夏的经济学说。纳索·威廉·西尼尔 (1790—1864) 是牛津大学教授，主要经济学著作是 《政治经济学大纲》。他的经济学说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学四原则、“节欲论”、“最后一小时” 论。政治经济学四原则指： 每个人都希望少付出而多获得； 人口只受财富不足的限制；劳动的力量和生产财富的其他手段的力量，借助于继续生产的工具，可以无限地增加； 土地报酬递减规律。关于节欲，西尼尔认为节欲是生产三要素或生产的三种手段之 一，另外两个是劳动和自然要素。节欲是人类的 “自我节制” 行为，是一种高尚行为。西尼尔的 “最后一小时” 论认为，工厂的利润是工人在工作日的最后一小时内生产出来的，如果工作日缩短一小时，纯利润就会消失，如果缩短一小时半，总利润也会消失，这样，工厂就会停工，工人就会失业，所以工作日不能缩短。
弗雷德里克·巴师夏 (1801—1850)是19世纪中叶法国庸俗经济学家，其代表作是 《经济和谐》。“经济和谐论” 是巴师夏经济学说的核心，其基本内容是，服务是认识经济和谐的工具，交换是建立经济和谐的基础； 资本主义社会是自然的、和谐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利益也是和谐一致的； 资本主义现实的经济和谐立足于过去，过去的人不断创立和积累了资本，所以创造资本是一种精神的和社会的美德。总之，“资本里面存在着一切伟大的自然规律的无可怀疑的音调和标志——和谐。”
(4) 美国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凯里的经济学说。亨利·查理士·凯里 (1793—1879) 是美国庸俗政治经济学中阶级利益调和论的倡导者，其经济观点主要体现在《社会科学原理》 一书中。凯里的价值论是他的阶级利益调和论的理论基础，其基本观点是，价值是人对自然支配的尺度；价值由物品的再生产费用决定； 物品再生产费用的减少，引起物品价值降低和劳动价值提高。凯里的分配论集中而细致地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利益的和谐。他首先论述了资本家和工人利益的和谐，还以他的地租论来证明地主和其他阶级之间的利益和谐，接着又来证明地主和资本家之间利益的和谐，认为土地和资本、地租和利息是同一的。凯里还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利益的和谐程度将愈益加强。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包括德国新历史学派、美国制度学派、边际效用学派、英国剑桥学派等，这将在其他条目中加以介绍。

庸俗政治经济学Popular Political Economy

只研究经济的表面现象，而抹煞其本质联系，为资本主义粉饰辩护的经济理论体系。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到19世纪30年代，随着英法两国资产阶级夺取政权、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完全取代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有：萨伊、巴师夏、马尔萨斯、穆勒、西尼耳、凯里等。德国历史学派、奥地利学派也属于这一体系。庸俗政治经济学派的观点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曾对这一体系经济学家萨伊、马尔萨斯等的某些观点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但究其本质，它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歪曲或否定古典经济学的科学成分，发展其庸俗成分，并以此来攻击进步、科学的经济学说，或者从根本上否定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美化资本主义制度；或者虽然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不足，但主张在内部修正；或者丢弃古典学派的抽象方法和理论原则，片面提倡“重视历史”；或者从根本上抛弃古典学派理论的客观依据，用主观价值论代替客观价值观。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剑桥学派、瑞典学派、凯恩斯学派、新奥地利学派等，形成现代庸俗政治经济学，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

庸俗政治经济学Vulgar Bourgeois Political Economy

见“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