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业录

明代程朱理学著作。四卷。明胡居仁著。胡居仁(1434—1484)，字叔心，号敬斋。余干（今属江西）人。曾从学于吴与弼，后绝意科举，讲学于梅溪山中，曾应聘主持白鹿书院，又为贵溪洞源书院师。此书为其讲学语录，由其婿余祐整理刊行。卷一有三百三十二条，卷二有三百一十六条，卷三有三百二十条，卷四有二百五十四条。内容大都是发挥程朱理学，品评历史人物，批判佛道谬误，同时对程朱亦有某些修正，对明代中叶王学的崛起有一定影响。
在理气关系上，和程朱同样主张“理是气之主，气是理之具”(《卷二》)，“有理而后有气，有气则有象有数，故理气象数，皆可以知吉凶，四者本一也”（卷二）。进一步发挥了程朱以理为实体的思想，强调理是“实理”，提出“天地之所以为天地，万物之所以为万物，莫非实理所为”（卷四）。以此批判佛道的虚无，“杨墨无父无君，老佛人伦天理灭尽，非杨墨比也。老氏道德然以虚无玄妙为道德，适以灭其道德，佛氏言心性，以寂静空豁为心性，适以灭其心性。老氏虽虚无，然亦终不奈这道理实有，何故灭不尽。禅家素净打坐，只消一个空字，把天下道理灭迹扫尽”（卷一）。认为佛老以虚无为宗旨，将把儒家的人伦天理化为乌有，比之杨墨的无父无君更为可恶。
在王霸义利之辩上，赞同程朱的观点。把王道和重义相联系，把霸道同重利相联系。“‘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学者以此立心，便广大高明，充之则是纯儒，推而行之，则纯王之政。”（卷一）在人性论上也站在程朱一边，主张性善说，对荀子的性恶说作了批评（卷二）。
最为引人注意的，是提出了“心与理一”的观点。“心具众理，众理悉具于心，心与理一也。故天下事物之理虽有外，约之在吾一心。应事物之迹虽在外，实吾心之所发现。故圣人以一心之理应天下之事，内外一致，心迹无二。”（卷一）认为理虽然是外在的规范，但又内在于心中，因而合乎理与内心悦服是一致的，“故理是外，心即安，心存处，理即在。非但在己如此，在人亦然。所以合理，人亦感化归服”（卷一）。这就与程朱把理作为外在的强制性规范有所不同，把循理而行和出于主体意愿统一起来，“主张是有意，以心言之，行其所无事，以理言也。心有所存之，故有意，循其理之当然，故无事。此有中未尝有，无中未尝无，心与理一也”（卷一）。在“心与理一”的基础上，主体的行为一方面循理之规范，另一方面出于内在的意愿。这对程朱理学作了某种修正，为理学发展到王守仁的“心即理”作了铺垫。一般认为，此书表现了理学从程朱演变为王学的动向。
黄宗羲《明儒学案》有节录。清张伯行将其收入《正谊堂丛书》。另明正德年间张吉曾选录其中内容，编为《居业录要语》一书。

居业录

八卷。明胡居仁 (1434—1484)的讲学语录，由其门人，女婿余祐(1465—1528)编辑成书。胡居仁字叔心，号敬斋，余干 （今属江西）人。师事吴与弼，不求功名，筑室山中，以讲学为事，寻主白鹿书院。著有《居业录类编》等。余祐字子积，号斋，鄱阳 （今江西波阳）人，弘治十二年 (1499)进士，官至吏部右侍郎。余祐于 《序》中称，此书取 《易》“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之意为书名。此书分《道体》、《为学》、《主敬》、《致知》、《力行》、《出处》、《治体》、《教人》、《警戒》、《辨异端》、《观圣贤》等十二类，共一千一百九十九条。每条或数字，或数十百字不等。所论包括圣贤德业、经传旨趣、学问功夫，治道修身、性命渊源，对佛老之学的批判。主要阐发程朱性理之学。他提出 “心与理一”，认为天下事之理虽在外，统之在吾一心；应事接物之迹虽在外，实为吾心之所发见。所以圣人以一心之理，应天下之事，内外一致。理与气不相分离，心与理一致。心存则气清，气清则理益明。理明气清，则心益泰然。理无不善，而气有清浊。贤者因气之清，而能明其理，有其善；愚者因气之浊，以蔽其理，而失于善，流于恶。他在书中强调“王道”之外无坦途，所谓“王道”即存天理遏人欲而已。所谓天理，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所谓人欲，即不孝不悌、不睦不渊、不任不恤、造言乱民。存天理则人欲遏，天理必见。修身要先穷理，而穷理在于读书论事，推究到极处。他主张以义制利，不以利害义。认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学者以此立心，便能广大高明，充之则为纯儒，推而行之即为纯王之政。强调君子应当守道安贫，此书与薛瑄 《读书录》 同被理学家称赞，推为醇正之作。正德 (1506—1521)中，张吉曾删其书为 《居业录要语》，吴廷举删其书为 《居业录粹言》，陈凤梧又有 《居业录类编》三十一卷，颇失胡居仁本义，所以流传不广。明人曾将此书与薛瑄《读书录》、罗钦顺 《困知记》合刊，称 《三先生语录》。有 《四库全书》本，《正谊堂全书》本，《丛书集成初编》 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