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的进步官德思想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官德思想逐渐形成、发展，并系统化。它在根本上是反映封建统治者利益的，但其中也有一些值得吸取借鉴的合理的进步官德思想。封建社会进步的官德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重视官德。许多封建统治者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看到了官德与巩固政权和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都比较重视官德。汉代陆贾在陈述秦汉失得天下的原因时，认为秦因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失天下，故“德薄者位危，去道者身亡”(《新语·术事》)，“虐行则怨积，德布则功兴”(《新语·道基》)。司马迁从历代兴衰的历史中，得出修德重于修政的结论，认为：“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正下无之。” (《史记·天官志》)汉儒董仲舒则把仁政德治作为源于“天”的治国之道，提出“任德教而不任刑”(《举贤良对策·一》)。隋朝的覆灭使唐太宗认识到：“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贞观政要·君德》)。他重申仁民、诚信、公平、礼贤、纳谏、去谄佞、杜骄逸、尚谦恭、制奢纵、尚俭约等要求，把它作为评价君主德行的准则。第二，爱民惠民的思想。这一进步思想产生于先秦儒家官德学说，汉唐以来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首先是把爱民惠民同为民除害兴利，特别是与揭露、谴责贪官污吏联在一起。如董仲舒谴责官吏“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天下，民安能如之哉？”(《举贤良对策·三》)要求受禄之人不与民争业、争利，而为民兴利除害。其次是把爱民、惠民思想进一步提到民本的高度。汉贾谊认为：“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新书·大政上》)。唐太宗也认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为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贞观政要·君道》)。宋朱熹认为：“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朱文公文集·庚子应诏封事》)清代思想家唐甄从“民力”是为政的基础的认识出发，进一步提出“天下之官皆养民之官”(《潜书·考功》)，反对“见政不见民”(《潜书·明鉴》)。第三，德才兼备的选官标准。中国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标准，从整体上看是倾向于德才兼备。两汉时期，把“孝廉”、“贤良方正”作为察举官吏的主要科目。所谓孝廉即能尽孝悌，正直廉洁；贤良方正即有才有德，为人正直。隋唐以来实行的科举制度，也是强调德才兼备。隋文帝提出以志行修谨（有德）、清平干济（有才）两科举人：唐太宗则提出“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贞观政要·崇儒学》)。第四，注重官德修养。战国至两汉初成书的《礼记·大学》强调，“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汉初开始流传的《孝经》，对天子、诸侯、公卿、大夫等各级官吏的道德修养作了详细阐明。如要求诸侯做到“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诸侯章》)；要求公卿大夫做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卿大夫章》)。自唐玄宗始，不少朝代的君主为《孝经》作注或亲自教授。又如宋代朱熹等人也十分重视官德修养，他不顾君主的厌闻，多次向君主提出“正心诚意之论”(《续资治通鉴》卷一五一)，要求君主“正心术”，加强道德修养。还有一些有作为的封建政治家、思想家和官吏，在官德修养方面做出了榜样，如官德高尚的贤相诸葛亮，注重君德的唐太宗，以廉洁、正直、勤政爱民而著名的清官包拯、海瑞等。第五，形成了一些进步的官德规范。从汉代司马迁写《循吏列传》，赞扬官德高尚的官吏开始，以后各朝代的史书几乎都写有《循吏列传》、 《良吏列传》或者《良政传》，对著名的良吏给予褒扬，这其中就包含进步的、有价值的官德规范。清代陈弘谋编撰的《五种遗规》一书中的《从政遗规》（二卷），也汇集了不少较为丰富和有价值的官德规范。在封建社会逐步形成的进步官德规范主要有：廉洁清正；公平正直；体恤百姓；以身作则；忠言直谏；任人唯贤；鞠躬尽瘁；奉法循理；讲尽职、重人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