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意研究

这是从寓言研究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批评方法。在西方，寓言作品有几种常见的形式：一种是fable，它以动物或其他东西作主角而寓含教诲的旨意；一种是parable，它通过人类日常生活的描述，而进行道德说教。这两种都是篇幅短小的故事。还有一种叫作allegory，其词源是希腊文allegoria，意思是“以别样的方式说话”。这种作品具有双重意义：基本的或表面的意义，和附属的或字面之下的意义。因此，人们可以在两个(甚至三个、四个)层次上对之解读(allegoresis)。它的艺术形式有文学作品，有绘画。若为文学作品，其体载可为诗歌，可为散文；其篇幅体制没有限定，长篇而分章节者亦不乏见，如但丁的“神曲”、班杨的《天路历程》。由于长篇寓言作品在中世纪很受欢迎，原属解经学领域的寓言研究遂被移植到文学领域。如上所述，它的主要任务就是对寓言作品(allegory)指显抉隐，发掘出各个层次的意蕴来。
倪豪士所写名为《韩愈〈毛颖传〉的寓言读法》(载于西德《远东》杂志第23卷第2期)的文章，即是对中国古典散文进行寓意研究的范例。论者的研究分几个步骤：
第一步：确定《毛颖传》是allegory。
他说，韩文里充满了典故，这为种种意义的产生提供了温床。开篇时出现的隐喻——

毛颖=兔/笔=大臣=?

一直维持在这篇文章里。而贯穿作品始终的隐喻，就是allegory。文章的许多段落(曾被人斥为“驳杂无实”)其实均是有意而设，均为维持寓言的必要因素。毛颖故事必须组织得符合毛笔的事实，毛笔的事实又要组织得能够产生更深刻、更重要的时事信息。
第二步：讲解典故的含义，分析典故的性质。
论者译出了《毛颖传》全文，边译边讲解典故的出处与含义。这些做法与国内研究相类似，事实上他也大量采用了国内研究的成果。但他对典故的性质做了区分。他说，文中的典故有两大系列：一种是发散(divergent)系列，它们只与某一题旨有关，但涉及许多可引为佐证的典籍，如关于毛兔和毛笔的典故；另一种是会聚(convergent)系列，它们在文章中没有固定的指涉物，但总是与个别的常引篇章(Locus classicus)和题旨相关联，如开篇及下文涉及的《史记·齐太公世家》和“中山国”。
第三步：指出《毛颖传》的寓意。
他说，根据文章所述及用典，可以明显看出它含有三层意义：
一、毛颖的传记——虚构的故事；
二、毛颖的“历史”——发散性典故；
三、中山毛氏的故事(降服某君，佐其治国，老年见弃)——会聚性典故。
最后，他又根据柳宗元的《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一文断定，文中还有一层更为现实的意义，那就是：
四、毛颖与韩愈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