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玉楼

西门庆当然不是中国的唐璜(Don Giovanni)，对于女性，他更多的是一种粗俗的占有欲，所以清人张竹坡在《第一奇书》前面总评的“杂录”中专门列了“西门庆淫过妇女”一条。在和西门庆接触过的众多女性中，吴月娘和西门庆基本上还是一种古典的东方式夫妻关系，其基点是伦常规范，李瓶儿和西门庆多少有一些情爱，至于潘金莲和西门庆，则主要是一种性的契合，只有孟玉楼可以算是西门庆真正的知己——假若我们把问题提到社会意识，或者对社会生活的理解认识层次上来看的话。
《金瓶梅》第七回，三十岁的孟玉楼死了丈夫，想要再醮嫁人。她前夫的母舅张四，“一心保举与大街坊尚推官儿子尚举人为继室”，而媒婆薛嫂却撺掇她嫁给西门庆。按常理，在去从之间差别很大，做尚家的填房，就是举人老爷的夫人，将来有希望捞个封诰，凤冠霞帔，因为举人是考进士做官的台阶，即使考不取也有做小官的机会。在封建时代，如果说做官是男人的人生追求的最大兴奋点，那么，夫人诰命的身份就是女人们的理想境界，连《牡丹亭》中为情而生为情而死的杜丽娘也不能脱俗。而跟了西门庆，不过是一个中药铺老板的小老婆，西门庆家里早已有了一妻一妾。因此，张四振振有辞，打出尚家是“斯文诗礼人家，又有庄田地土”的王牌。攻讦西门庆“刁徒泼皮”、“打妇熬妻”，直到揭发西门庆做生意也是“里虚外实”。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孟玉楼在乱哄哄的吵骂声中坚决嫁了西门庆，带着她的“珠子箍儿、胡珠环子、金宝石头面、金镯银钏”，还有“三二百筒好三梭布”，上千两现银子，成了西门庆家的“孟三儿”。
西门庆从来不是老实之辈，在娶孟玉楼这件事上，他照例使用了诡计，最重要的是采纳薛嫂给他的建议，收买了孟玉楼前夫家的老姑奶奶作为支持者。但从根本上论，嫁给西门庆，确实是孟玉楼自己的选择，绝非主要是西门庆的欺骗——尽管孟玉楼后来生起气来也骂西门庆骗她——她反驳张四的几段话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因此，西门庆没有象娶潘金莲、李瓶儿那样大费周章。这其中甚至也没有多少当事人的情欲作用，在这一事件描写中，作者甚至注意抑制自己的创作心绪，把他很喜欢表现的性吸引、性骚动控制在最低限度上。在全部《金瓶梅》中，作者虽然不否定孟玉楼的性欲意识，却很少将性行为的描写直接施于其身，这在作者所写的和西门庆较接近的女性中，似乎只有吴月娘得到这种尊重，而吴月娘是西门庆的正妻，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寄寓了作者的道德意识。显然，在描写中不过份唐突孟玉楼，隐有作者另外的创作心理，作者所要着意表现的不是孟玉楼的性意识。
对生活的直观理解，简单的价值取向往往决定社会一般人的行为。商妇孟玉楼对婚姻的这种选择，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情势中的一种价值观念，在中国上溯一百年抑或再过一百年，都是很难为人理解的。当社会充斥着商品，货币成为变幻一切世事的魔法师，调动着全部社会生活，“诗礼人家”、“田庄地土”乃至举人身份的贬值才可能在情理之中。在《金瓶梅》 中，不仅一般的读书人，象温秀才之类完全成了被嘲弄的对象，即使中了状元、进士，当上了巡按、御史，也只保留了某种虚假的显赫，可怜巴巴地到富商家打秋风。所以帮闲应伯爵甚至编了个笑话，嘲笑孔子的女儿择婿，把唾沫直接喷到了圣人的脸上。孟玉楼的选择，是一种普通人立足干现实的选择，至少在当时她并没有看错，后来西门庆真的财源茂盛、加官进爵、炙手可热。到“合卫官祭富室娘”的时候，尚举人急着要用钱，不是连他父亲尚推官预备下给他母亲用的棺材板也卖给了西门庆，用来装殓西门庆的小老婆李瓶儿了吗？
孟玉楼的这种现实的认识，不仅来源于社会，更有她生活本身的原因，这个人物的产生是有其深厚生活基础的： 她的前夫杨某就是个贩布的商人，也从事商品加工业，“见一日有二、三十染的吃饭”； 她的弟弟孟锐才二十多岁，就敢于商业冒险，到 “荆州买纸、川广贩香腊”，往回七、八千里地。正是这样的生活环境和人生阅历，造成了她和商人西门庆很多共同的思想观念。西门庆对现存的经济秩序和道德秩序毫无忌惮，不择手段地聚敛财富，也不惜用攫取来的金钱吃喝玩乐，恣肆放浪。在他看来金钱就是一切，道德是无所谓的，而金钱“是好动不好静的，怎肯埋没在一处，也是天生应人用的”。这是在封建大一统钳制下中国商人的性格。可以说，在商品经营、财富积累、生活消费等问题上，《金瓶梅》中没有第二个女人象孟玉楼那样和西门庆观点合拍，或者说她们很少懂得这些。张四揭发西门庆在外眠花卧柳，做生意少人家债，孟玉楼的回答是：
他在外面胡行乱走，奴妇人家只管得三层门内，管不得那三层门外的事，莫不成日跟着他走不成？常言道： 世上钱财倘来物，那是长贫久富家。紧起来，朝廷爷一时没钱使，还向太仆寺借马价银子支来使，休说买卖人家，谁肯把钱放在家里？对于中国商人的性格以及商业活动、货币资本的性质，这个女人的见解，在她所能达到的层次上，确实是到家了。
或许正是因为孟玉楼的现实意识，所以她对生活、对人生的态度是非常现实和冷静的，也正是这一点，使她表现出区别于李瓶儿、潘金莲等女人的性格，成为不同于他人的“这一个”。限于识见，对西门庆复杂的家庭环境她真是估计不足，到置身于其中以后，她采取了藏拙的方针，除了偶有牢骚，基本上包藏起自己的屈辱和不满——最遗憾的是西门庆对她缺乏根本的理解，而在妻妾争宠中，她又不占优势——用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求得适意生存。她善用心机，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态度：吴月娘是主妇，她表示顺从却又不卑不亢；潘金莲、李瓶儿都是宠妾，但性格不同，前者好斗，“专爱咬群儿”，她就采取亲近的态度以避锋芒，后者软弱，且是前者攻击的对象，她就注意保持距离。每当家反宅乱，她都能做到明智圆通，不被卷进漩涡，必要时她还能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以显示她在处理家政上比其他妻妾高明。
不过，在《金瓶梅》中，孟玉楼决不是善的化身。一旦冲击了她的根本利益，她不乏精明，也决不手软。比如对下人，她一直表现得很宽容，不象吴月娘那样颐指气使，不象潘金莲那样刻薄凶残，但也不象李瓶儿那样常被欺瞒，因此，获得了奴仆们的“钦敬”。不过，当来兴儿向潘金莲告密，说来旺因老婆被西门庆玩弄而恼火，声言要杀西门庆和潘金莲，潘金莲只会泼口大骂，她却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煽动潘金莲不能放过来旺，最后使来旺夫妇双双被害。再如，孟玉楼后来改嫁李衙内，陈经济来纠缠，她更是不动声色地略施小计将这个流氓几乎置于死地，其手段之毒狠令人吃惊，至少不在《红楼梦》中王熙凤“毒设相思局”之下。
在小说艺术的竞技场上，道德不是衡量人物形象的标准，小说人物的成功与否，在于性格的塑造。孟玉楼全部性格的基点是现实感强，西门庆死后，孟玉楼毫不犹豫地再次改嫁了，她不信奉“从一而终”的教义，更十分清楚傻守着绝没有自己的好处，这正是对孟玉楼真实性格的最后完成。可惜，作者的处理未免草率一些，本县县太爷的儿子李衙内对孟玉楼的一见钟情，总使人感觉到不是那么自然，读者很难理解徐娘半老，脸上还有几颗浅麻子的三醮妇人孟玉楼在色相上还有那么大的吸引力。而且，作者写孟玉楼第三次嫁人的结果竟然是伉俪相得、恩爱异常，似乎也无法圆说。在全书结束时作者说： “楼、月善良终有寿，瓶、梅淫佚早归泉”。为孟玉楼的结局庆贺，实际上正说明作者这样的安排主要是为了自己的道德论证，也暴露了作者对社会人生认识肤浅的一面。其实即如书中所设计的那样，从人生的深层意义上说，孟玉楼实际上并没有逃脱悲剧的命运。当孟玉楼陪着李衙内回原籍真定老家去攻读诗书，以求功名，也就是说她的人生绕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再嫁李衙内的孟玉楼否定了改嫁西门庆的孟玉楼，萦绕其心的将是什么？是忏悔，还是永久的失落感呢？说到底，在悲剧的时代，谁也不能逃脱悲剧的命运，不管悲剧表现在什么层次上。

《孟玉楼》

孟玉楼与吴月娘一样，小说作者也是将她作为与金、瓶、梅等“淫妇”们相对立的、符合封建道德规范的正经女人。这在《金瓶梅词话》的压卷诗中点得很清楚：

楼月善良终有寿，瓶梅淫佚早归泉。

这里很清楚地把《金瓶梅》中五个主要女性分成两类： 一类是“善良”的，以吴月娘与孟玉楼为代表；另一类是“淫佚”的，以金、瓶、梅为典型。这种分类显然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上着眼的。

善良者，好人也；当与恶人相对立。但这里的“善良”，恐怕并不是这种一般意义上的美好，而主要是指与“淫佚”相对的能恪守妇道、顺从丈夫、忠于现存的婚姻关系。因为假如用一般意义上的“善良”标尺来加以审视楼、月的话，还是有许多可以挑剔的地方。比如孟玉楼这人，在矛盾重重的妻妾队伍中八面玲珑，很会做人，但有时不免有背后挑唆、拨弄是非之嫌。当西门庆与吴月娘吃了潘金莲的挑拨，夫妻反目，一时间相互不睬。这时，似乎只有孟玉楼一个着急，第二十回写她诚心诚意地“义劝吴月娘”“与他爹笑开了吧”。可是到后来当夫妇两人和好，一夜“云意雨情”之后，孟玉楼一大清早就急匆匆地去找潘金莲说：

他爹昨日二更来家，走到上房里，和吴家的好了，在他房里歇了一夜。……丫头学说，两个说了一夜话。说他爹怎的跪着上房的叫妈妈，上房的又怎的声唤摆话的。硶死了！像他这等就没的话说，若是别人，又不知怎的说浪。(第二十一回)

本来称吴月娘是左一声“一家之主”，右一声“姐姐”，现在被叫成“吴家的”，还要张扬她令人“硶死”的“浪”事给挑起事端的潘金莲听。这样耍两面讨好而有挑唆之嫌的还见于她对宋惠莲的态度。第二十六回，西门庆“听了金莲之言”，设计陷害来旺，将他监押至提刑院。吴月娘对此大为不满，向玉楼众人说：“如今这屋里乱世为王，九条尾狐狸精出世。”并骂西门庆是“昏君行货”。这时，孟玉楼当着吴月娘的面，安慰跪着哭泣的宋惠莲说：“你爹正在气头上，待后慢慢的俺们再劝他。你安心回房去吧！”可是当后来宋惠莲使尽娇态，又与西门庆“云雨一席”，喜得西门庆“心中要不得”，答应将来旺放出来后，孟玉楼却是这样做的：

孟玉楼早已知道，转来告潘金莲，说他爹怎的早晚要放来旺儿出来，另替他娶一个；怎的要买对门乔家房子，把媳妇子吊到那里去，与他三间房住；又买个丫头扶侍他，与他编银丝髻，打头面，一五一十说了一遍：“就和你我等辈一般，甚么张致？大姐姐也就不管管儿。”潘金莲不听便罢，听了忿气满怀无处着，双腮红上更添红，说道：“真个由他，我就不信了。今日与你说的话，我若教贼奴才淫妇与西门庆做了第七个老婆，我不是喇嘴说，就把潘字吊过来哩！”玉楼道：“汉子没正条，大的又不管，咱们能走不能飞，到的那些儿？”金莲道：“你也忒不长俊，要这命做甚么？活一百岁杀肉吃？你若不依，我拼着这命，摈兑在他手里，也不差甚么。”玉楼笑道：“我是小胆儿，不敢惹他，看你有本事和他缠。”

经过这一挑，潘金莲又与西门庆闹，使西门庆再改主意，将来旺递解徐州，将宋惠莲送上了黄泉路。宋惠莲恐怕到了阎王城，也万万没有想到那个曾经答应为他们说情的孟三娘，竟是一个幕后的催命鬼。从这两件小事来看，孟玉楼与真正意义上的“善良”恐怕还是有一定出入的。

那么，笑笑生为什么要称孟玉楼与吴月娘她们“善良”呢？看来主要是由于作者是用当时社会中作为女人做人的最重要的准则——“三从四德”来加以衡量的。吴月娘固然是一个从一而终的“贤妇”，孟玉楼也不是一个“淫妇”。她不但不是淫妇，而且与吴月娘不同，有主见，有头脑，一直在探寻着一个女性所应该走的路。

孟玉楼她出场时，已经是一个寡妇，身边又没有子女。这时放在她面前有两条路： 一条是顺“天理”，守贞节；另一条是尊人欲，再嫁人。她毅然地选择了后一条路：“青春年少，守他甚么！”而且她坚持自择对象。选择谁？她不希罕“斯文诗礼人家，又有庄田地土”的尚举人，而是选择商人出身的暴发户西门庆。这种选择，包括后来看中李衙内，在态度上都是表现为与男性平等的。西门庆来相亲时，她“望上不端不正道了个万福，就在对面椅上坐下”，表现得不卑不亢，丝毫没有流露出一星低三下四、乞求可怜的样子。当娘舅张四说了种种理由阻挠她嫁给西门庆时，她的头脑十分清醒，一一加以辩驳，“佳人心爱西门庆，说破咽喉总是闲”，坚定地主宰自己的命运，嫁给所爱的人。怎样嫁去？“二顶大轿，四对红纱灯笼”，正大光明地过门。她对过门后可能产生的种种困难也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第七回)。果然，她进西门庆家后不能得宠，含酸失望，但并不悲观，也不胡来，处之坦然，巧于周旋，等待时机。机会终于来到。西门庆死了，妾妇们死的死，卖的卖，逃的逃，一片零落了。她瞄准时机，也不想“耽搁了奴的青春，辜负了奴的年少”，一眼看中了“一表人物、风流博浪”的李衙内，决心第三次嫁人，理直气壮又光彩焕发地走向了另一个“两情愿保百年偕”的世界。小说详细地写了她又一次自择婚配时的心理活动：

那日郊外，孟玉楼看见衙内生的一表人物、风流博浪，两家年甲多相仿佛，又会走马拈弓弄箭，彼此两情四目都有意，已在不言之表。但未知有妻子无妻子？口中不言，心内暗度：“况男子汉已死，奴身边又无所出，虽故大娘有孩儿，到明日长大了，各肉儿各疼，归他娘去了，闪的我树倒无阴，竹篮儿打水。”又见月娘自有了孝哥儿，心肠儿都改变，不似往时。“我不如往前进一步，寻上个叶落归根之处，还只顾傻傻的守些甚么？到没的耽阁了奴的青春，辜负了奴的年少！”(第九十一回)

很清楚，她认识到自己的青春年少的价值，对自己的前途有深入的考虑，要亲自去再择丈夫，改变命运。在选择对象时，她不像庞春梅那样“属皮匠的，缝着就上”，也不像李瓶儿那样稀里糊涂，而是有点像潘金莲那样多有主见，但显然比潘金莲考虑得更精细，更显示出女性的独立意识，她一再追问媒婆：“且说你衙内，今年多大年纪？原娶过妻小没有？房中有人也无？姓甚名谁？乡贯何处？地理何方？有官身无官身？从实说来，休要说谎。”“你衙内有儿女没有？原籍那里人氏？诚恐一时任满，千山万水带去，奴亲都在此处，莫不也要同他去？”等等。在《金瓶梅》的女性中，恐怕没有一人那样自觉、慎重地对待自己的婚姻和命运。后来陈经济来勾搭她，甚至拿着她遗失的玉簪来要挟她，她不为所动，忠于“人物风流、青春年少、恩情美满”的丈夫和“郎才女貌、如鱼似水”的“天合姻缘”，机智地挫败了陈经济的无赖行为，保全了自己的名节。她显然不像吴月娘，只知道三从四德，恪守妇道；也不像潘金莲、庞春梅，纵情欲而不顾一切。她尊重的只是自我的价值，在合礼合法的范围里一而再、再而三地自择婚配，光明磊落地追求美好的生活。抗争的结果是挣脱了封建势力的羁绊而得到了一个“百年知己”的有情人，过起“两情愿保百年偕”的夫妇生活(第九十一回)。在人欲与礼法的矛盾中，她既满足了人欲，又无伤于礼法。她是一个有独立意识的女性，是生活的强者。这就无怪乎张竹坡称赞她是一个“乖人”、“高人”、“真正美人”、“第一个美人”。笑笑生塑造的这个能独立自主地摆脱封建礼法的束缚，不断地自觉追求个人幸福的女性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在她身上，是不是让人看到了一种新的女性意识的苗头？她选择的路，是不是代表了当时女性应该走的路？

在这里，或许有人会问： 假如西门庆不死，她怎么办？她再聪明、能干和有强烈的自主意识，最后能自由地选择到美满的婚姻吗？换句话说，孟玉楼的自我价值的实现，最终还是建筑在偶然性的基础之上。是的，在《金瓶梅》中，我们可以看到孟玉楼的主体意识有所觉醒，不断地在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这是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同时，封建的社会礼法与婚姻制度，不允许已婚女性自由地另择婚配，这也是一种必然。这两种必然的冲撞，即以微弱的个体与强大的客体相拼，无疑是鸡蛋碰石头而已，最后往往以这样或那样的悲剧告终。孟玉楼的美好结局，确是一种偶然的机缘成全了她。但我们同时应该看到，假如没有她的独立自主的意识和坚持不懈的追求，同样是得不到美好的结局的。而后一点正是她的难得之处和闪光之点，也是晚明女性主体意识萌动的难得之处和闪光之点。

在《金瓶梅》中的一群女性，在人欲与天理、个人与社会、人类与自然的冲突中各自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她们都有热烈的情欲，但各人表现了不同的追求，得到了不同的结局： 有的人未能将原始的欲望提升到更高的层次，超越自然的本能，结果被茫茫的欲海所淹没；也有的仍然将社会的道德来规范个体情欲，让沉重的礼教窒息了活泼泼的生命；也有的主体的意识开始在萌发，却既不能节制主体私欲的无限膨胀，又无法对抗客观世界的严厉制裁，最终只能以一种扭曲的形式出现，走向犯罪的深渊；但也有的能意识到“青春年少”的自身特点，在既合理又合法的道路上不断地探求个体的人生价值，主宰自己的命运，得到了美满的结局。它让我们看到了晚明女性主体意识萌动的真实情况，从而不得不进一步思考： 人的主体意识从何而来？为何而发？作为芸芸众生中的每一个个体，究竟如何对待自然，对待社会与对待自我？个体主体意识的高扬，究竟如何与社会有序的进步相和谐？当然，这人欲与天理、主体与客体的矛盾，或许是文学家的一个永恒的主题，但它同时将是思想家们永远要争论的一个难题。

孟玉楼

西门庆第三房妾（补卓丢儿）。原为布贩子杨宗锡之妻，杨死，身边无子女，守寡一年多，便由媒婆薛嫂向西门庆说娶她归家，带来了“手里一分好钱”及二张南京拔步床、头面衣服、首饰绢绸之类，约有二十余担（第七回），惹得杨家舅子和姑娘为了这份财物相吵了一场。她为人谨慎，好性儿，心中恼谁喜谁都显不出来。入西门庆宅后，她在众妇间俱各温柔和气。稍与金莲相善，两人常在一起嗑瓜子说话。可后来西门庆独宠金莲，连她的生日也不来她房中，便不免含妒，略发恨言： “心爱的扯落着你（西门庆）哩！把俺每这僻时的货儿，都打到揣字号听题去了，后十年挂在你那心里。”（第七十五回）不过，她在西门庆众妻妾中，尚属较得宠爱者。西门庆死后，孟玉楼与吴月娘相守，寡居一年余，一日，清明上坟，与知县儿子李拱璧（李衙内）相遇，四目传情，衙内便托陶妈妈来说媒，玉楼终嫁李衙内为继配。吴月娘以善相送，将她房中箱笼衣服首饰以及丫环等，尽教带去，一乘大轿吹打着动身。这也是西门庆众妾中结果最好者（第九十一回）。之后，陈经济因早先曾拾得她的一枚金簪，欲去威吓、拐带她，被她设计拘住，痛打一顿。但因李通判受知府徐崶斥责，言玉楼“带了许多东西，应没官赃物，”回家杖打衙内，逼休孟氏。玉楼夫妻两人离舍不得，求情归李家原籍枣强县去了（第九十二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