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之辩

中国古代关于天与人、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相互关系的论辩。先秦时期，孔丘把“天”看成一种神秘的主宰力量，“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同时也强调人事的作用。孟子继承了孔丘的天命思想，把“天”作为人世的主宰，具有道德属性“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礼记·中庸》)将天道与人性合而为一，认为天道也包含在人性中“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老子、庄子主张“人法地、地法天”，(《老子》)“天在内，人在外……牛马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庄子》)天人不分，认为人无力胜天，只能消极地顺从于天。这一时期唯物主义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春秋末年，郑国的子产提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左传》)认为天与人相距甚远，他们之间没有什么联系。战国时荀况从“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的观点出发，既重视天道，又强调人为。荀况认为，“天”就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天行有常”，社会治乱吉凶无关，反对“卜筮然后决大事”，(《天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各有自己的职分和规律，必须“明于天人之分”，人不要迷信“天”而应该积极去控制、改造、征服自然，使之为人类服务。西汉的董仲舒沿袭孟轲“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尽性”即可以“知天”的思想，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认为人应当知“天”，并与阴阳灾异说相结合，发展为天人感应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阴阳义》)东汉的王充则把“天”再还原为自然，从根本上否定了一切关于“天”的神秘说教“夫天者体也，与地同，天有列宿，地有宅舍，宅舍附地之体，列宿著天之形”。(《祀义》)王充充分利用广博的自然知识，有力地驳斥了天人感应学说“寒温之气，系于天地而统于阴阳，人事国政，安能动之？”(《变动》)唐代的柳宗元、刘禹锡继承荀况以来关于“天人相分”，“天道自然”的观点，提出“功者自功，祸者自祸”，(《天说》)“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天论》)反对天能赏善罚恶，干预人事的观点。刘禹锡还进一步提出他的“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著名学说，认为“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天论》)把“天”和人之间的关系，看作是彼此制约，互相作用的关系。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提出了“善动化物”“以人造天”的思想。认为人可以“相天”、“裁天”、“胜天”，乃至可以“以人造天”，认为，“知天之理”就可“善动化物”，“竭”人之能就可以“以人造天”，强调应当“与天争权”，反对“任天而无能为”。王夫之对天人关系问题的新的论证，标志着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研讨“天人之际”的哲学螺旋发展到了它的最后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