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律例》

简称《大清律》，乾隆五年(1740)重修颁行，是清朝具有代表性的法典，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清世祖1644年入关后，面对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沿用简法旧律已不足以维护和加强其统治，遂令问刑衙门准依明律治罪，同时根据“详译明律，参以国制(指金、满旧制)”的原则，于顺治五年(1648)制成清代第一部完整的成文法典《大清律集解附例》，颁行全国。除个别条款有所增删改并外，实际就是《大明律》的翻版。此后，康熙、雍正两代曾屡加修订，雍正五年(1727)颁布《大清律集解》，内容与明律也基本相同。乾隆时，再次重修大清律，对原有的律例进行逐条考证，重加编辑，同时参校定例，折衷损益，于乾隆五年完成，定名《大清律例》，“刊布中外”，令天下“永远遵行”。至此，一部十分严密、周详的清代重要大法，在历经近100年的多次修订后终成定制，整部法典从内容到体例基本仿照《大明律》，分为例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7篇，30门，律文436条，附例1409条。这些附例，有的是皇帝下旨定为条例的，有的是内外官条奏，经议决编纂为条例的。清朝统治者对附例的编修极为重视，以便随时将自己的意志提升为法律，用例来补充律的不足，借以严密法网，防止法外遗奸，加强地主阶级的专政。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名曰律例并行，实则以例代律、以例断狱，例较之律具有更高的法律效力。特别是，从雍正五年颁行《大清律集解》起，律文便被确认为“祖宗成法”，不再修改，而乾隆以后，条例5年一小修，10年一大修，遂成定制。这样，条例愈来愈多，达到了“充几盈案难于启蒙睹”的地步。如此浩繁的条例，也给封建官吏任意援引比附，枉法弄权创造了便利的条件，致使清朝的司法更加黑暗。《大清律例》是以明律为蓝本的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它集历代封建法律之大成，所谓“隐合古义”、“矫正前失”，而且也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特别是由于清朝统治的历史特点，决定了《大清律例》中广泛增加了确认满辞特权的条款，因此它是清王朝为保护满汉地主的利益，维护封建秩序，用以统治和镇压各族人民的有力工具。

大清律例

清代刑典。四十七卷。清王泰等奉敕撰修。此律例面世经过了较长时间。世祖顺治三年(1646)制定了清代第一部刑典《大清律集解附例》。圣祖即位后，于康熙十九年(1680)刊行《现行则例》。雍正五年(1727)又成《大清律集解》。此书自乾隆元年(1736)始修，至四年完成颁行。时距清立国已及百年。此后，清代刑典律条无重大变更，只是条例常变，“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新修律例统纂集成·序》)。乾隆时一千零四十九条，嘉庆时为一千五百七十三条，同治时已增至一千八百九十二条。
此刑典共七篇，三十门，四百三十六条，律条后附以奏准的“条例”。以《大明律》为蓝本，其体例和内容与之大同小异。在体例上，《大清律例》的律条虽少于《大明律》二十四条，但律文后有“总注”。“律后总注，则康熙年间所创造”(《清史稿·刑法一》)。在内容上，则反映了作为统治民族满人的某些特权，如与汉人同罪异罚等，规定：“凡旗人犯罪，笞杖各照数，鞭责。”(《名例律》)非旗人则要按律笞杖；凡家长殴死奴婢要被“杖六十、徒一年”。但“旗员将奴婢责打身死者，罚俸二年”(《刑律》)。这类内容在《大明律》当然不会有。此外，《大清律例》受《唐律》的影响也很明显。其中沿用《唐律》篇名的有名例、职制、贼盗、诈伪、杂犯、捕亡、断狱等；也有一分为二的，如户婚分为户役、婚姻，厩库分为仓库、厩牧，斗讼分为斗殴、诉讼等；还有名异实同的，卫禁为宫卫，擅兴为军政等。其律条内容也有近百分之六十与《唐律》基本相同。
该律例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刑典，不仅在体例和内容都具有自己的特点，且属“比较完备的封建法典，律例所载，严密而周详，被称为集历代封建法典之大成”(《叶孝信主编《中国法制史》第十一章)。为研究我国清代法制必备之律书。
现有乾隆初年和乾隆三十三年(1768)官印本、道光二十五年(1845)奏进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