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经济潜力论guofang jingji qianliluntheory of defense economic potential

关于国防经济潜力的基本概念、基本内容、重要作用及发展过程等问题的理论体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外的一些学者曾广泛使用了“战争经济潜力”和“军事经济潜力”等概念。美国战略家、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曾说：关于“战争经济潜力”这一概念的最完善的研究，首推美国学者克劳斯·诺尔（又译克若尔）的《国家的战争潜力》一书(苏联译作《军事潜力》)。克劳斯·诺尔认为：国家战争潜力“就是指能被国家在战时或国际局势紧张时动员起来构成军事实力的资源总和。它的基本组成部分是经济能力、经济管理能力、精神因素或国民对战争的思想准备。”(《国家的战争潜力》，[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6年英文版序言)。而施莱辛格认为：战争经济潜力的“定义就是国家经济潜力减去那个应为民用保留的部分。”(《国家安全的政治经济学》第1版， [台]军事译粹社1975年中译本第43页)苏联的学者拉戈夫斯基认为，军事经济潜力是国家可以利用的一切经济资源。中国多数学者认为，根据“战争经济潜力”和“军事经济潜力”的定义，在和平时期，使用“国防经济潜力”的概念更为贴切。它可以表述为：一个国家可能用于国家安全需要的经济能力。
过去，关于国防经济潜力或军事经济潜力的内容，一般只包括经济资源的各要素，即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后来克劳斯·诺尔加上了经济管理能力的因素。这比较以前的内容，大大前进了一步。经过深入研究，理论界认为，在此基础上还应加上经济动员能力。这样，国防经济潜力的内容就更趋完整。
国防经济潜力要素是国防经济潜力内容的具体表现形式。关于这一问题，1937年巴黎大学教授威廉·瓦里多曾主张“三要素”说：人的要素、技术的要素、经济财政的要素；1931年德国的鲁士比尔主张“四要素”说：精神的要素、生物学的要素、矿物学的要素、工学的要素；1935年苏联经济学家莎维兹基认为，军事经济潜力中还应包括经济制度的因素。这应该说是研究的深化。现在一般认为，国防经济潜力应该包括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及其结构，包括经济管理和动员能力，具体分为8大要素：自然资源、科技能力、生产能力、人力资源、财力资源、经济资源结构、经济管理能力和经济动员能力。
关于国防经济潜力的意义和作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都亲自看到了战争动员对经济潜力的依赖，深感国防经济潜力的巨大作用，因此在认识上比较统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人们更加坚定了这一认识。但是，核武器出现之后，人们对国防经济潜力的作用产生了怀疑。美国的芬勒特断言：“认为中国工业潜力是中国最大的军事资产的旧观点对中国的军事计划是有害的。那种能使中国工业潜力发挥作用的持久战，今后可能再也不会爆发了。”(《实力与政策》英文第1版，纽约哈克布雷斯出版社1954年版，第256页)希奇和麦基因在其名著《核时代的国防经济学》中，也说明了类似的观点。然而，数十年的实践却证明，核战争并未爆发，持久的常规战争不一定消失。因此，人们又重新重视国防经济潜力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美国出版的《经济动员准备》一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重新肯定了国防经济潜力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