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辨录

明代王阳明学派的著作。八卷。明聂豹著。聂豹(1487—1563)，字双蔚，号双江。永丰（今属江西）人。正德进士。官至太子太保。虽未曾亲炙王守仁，但自称王门弟子。著作除《困辨录》外，还有《双江论学书》。《困辨录》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诏狱时所作的札记。有辩中、辩易、辩心、辩素、辩过、辩仁、辩神、辩诫八篇。
《困辨录》主旨是“主静”，以为良知只有通过静寂的工夫，才能达到。推崇王守仁“良知是未发之中，廓然大公的本体”(《辩诚》)之说。作为本体的良知是先于感官对外物的反应而存在的自在本体，“不睹不闻，未发之中”。这样的良知是“寂然”不动的本体。因而强调“立人极者，常主乎静”(《辩中》)，力图以静包容动，“静而宰夫动，动而常夫静”，“凡用功，似属于动，而用功的主脑，却是静根”（同上）。以静兼动，意味着将主静作为致良知的工夫。这种观点仍然没有越出王守仁先验良知说的范围，但它反对王畿与泰州学派的“现成良知”说，认为未发寂然本体之良知，并非是自发的知觉与情感，而“现成良知”说恰恰有这样的弊病，把“致良知”视为率性而行的自然过程，否认要有主静、主敬的不懈努力的过程。所以，作者将此斥责为“近世学者猖狂自恣，往往以主静为禅学，以主敬为迂学”（同上）。
所谓“主静”、“主敬”的工夫，就是存养“孩提”时“纯一未发的本体”(《辩诚》)。这种主静归寂的工夫是与外界相隔绝，又不经历一个中介过程的纯粹自我反归：“本体非敬不复，敬以持之，以作吾心体之健，心体健而后能廓清扫荡，以收定静之功。”（同上）这就排斥了一切涉于“营欲谋为”(《辩过》)的践履活动，也排斥了理性思维。“才涉思议，便是憧憧，如憧憧则入于私矣，其去未发之中，何啻千里？”认为思维活动引起了纷乱，因而不能达到未发之体的良知。这样，“主静”，“主敬”的归寂工夫具有某种神秘主义的色彩。
不过，其对理性思维的排斥亦包含着反对求学引经据典，模仿古人的合理因素。“今世之学，其上焉者则有三障：一曰道理障，一曰格式障，一曰知识障。讲求义理，模仿古人行事之迹，多闻见博学，动有所引证”，然而“义理随事变以适用，非讲求所能备，事变因时势而顺应，非格式所能拟。义理事变有圣人所不知之处，非一人所能周，故曰障”(《辩诚》)。认为义理事变并非一成不变和固定的格式，因而圣人不可能为我们提供无所不包的义理和固定不变的格式。一般认为其思想和罗洪先较为一致，在王门后学中独成一家。
收入《双江聂先生文集》，为第十四卷。黄宗羲《明儒学案》有节录。

困辨录

八卷。明聂豹 (1487—1563)撰。聂豹字文蔚，号双江，永丰 （今属江西）人。正德十二年(1517)中进士，任华亭知县。嘉靖四年 (1525)，召为御史。因劾奏宦官和权臣，而有能谏之名。出为苏州知府，后家居十年。再次起用历任平阳知府、陕西按察司副使、兵部右侍郎、太子少傅等职。因反对“开海滨互市禁”，忤旨罢归。他初好王守仁良知之学、后世称其学“出于姚江”。然而他的学说与王守仁颇有差异。聂豹之学的最大特色是“归寂”说。著有《双江聂先生文集》等。此书为嘉靖二十六年 (1547)，他被诏狱时的札记。分为 《辨中》、《辨易》、《辨心》、《辨素》、《辨过》、《辨仁》、《辨神》、《辨诚》等八类。罗洪生为之批注。其书主要阐述自己的“归寂”之说。他认为，良知本寂，感于物而后有知。但不可以 “知发”为良知，而忘其所发之本原之地。此本原之地为不睹不闻的寂体，而不睹不闻便是未发之中。“良知”与 “知”有区别，“良知”是“寂”体，“知”是 “良知”之发用。二者为体与用的关系。因良知本寂，故“归寂”便成为“致良知” 的根本途径。这种学说与王守仁的 “知”即 “良知”即“心之本体”的观点相异，所以受到同门的非难。此书颇有特色，是研究聂豹学术观点的重要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