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动乱中的人民公社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的“五·一六”通知，8月作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和全面发动。1966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提出农村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办法，可以组织一批学生到农村串连。这样，广东农村象全国一样，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开始动荡起来。1967年1月，“文化大革命”普遍转入“夺权斗争”以后，虽然中央曾发出农村生产大队，生产队在春耕期间不要夺权的《通知》，但在“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广东农村也开始了层层掀“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夺权斗争”。农村大批基层干部被当作“走资派”揪斗，许多基层单位已处于瘫痪状态。从上到下的“夺权斗争”，挑起了群众组织之间的严重对立，城市开始的“武斗现象”也向农村蔓延，这种对立与武斗又同农村的宗派斗争交织在一起，情况更复杂，许多农村陷入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湛江、肇庆、惠阳、梅县、汕头地区的部分县农村还出现严重的乱打乱杀恶性事件。农村工作和农业正常生产被打乱，许多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受到严重挫伤。
“文化大革命”开始，全省农村即开展了所谓“斗私批修”、“革命大批判”运动，错误地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进行批判。在“农业学大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中，提出批所谓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倾向——“分、包、标”，即分田到户、包产到组、包死上交、长期包工到户、投标经营、副业单干。在工作上以阶级斗争为纲，搞阶级斗争扩大化，限制和取消了农村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全面推行大寨一套“左”的政策和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