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本论

近代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家主张以振兴商务为中心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强调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是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共同特征。王韬首先批判重本抑末，提出“商为国本”的观点，指出西方诸国所以国富兵强，皆在于“以通商为国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遣使》)。认为中国如能师法西方，恃商为国本，外则可以有效抵制外国的经济侵略，内则可使国富。王韬提出“商富即国富”(同上书卷十，《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 的观点，实质上就是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看作富国的基础，这同地主阶级顽固保守思想家将“本富”，即将封建农业经济看作富国的基础有着本质的区别。薛福成一反将商看作“四民之殿”的传统，提出“握四民之纲者商也”(《庸庵海外文编》卷三)。郑观应也说：“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盛世危言》)。马建忠的“富民说”更典型反映了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家的重商特征。他在1890年所写的《富民说》中，把金银视为财富，认为“所以为富者，莫金银矿若”。主张通过开采金银矿和争取对外贸易顺差积累货币财富，将对外贸易局看作求富之源，认为“求富之源，一以通商为准”。为争取贸易顺差，马建忠主张“精求中国固有之货，令其畅销”，实行保护关税政策。马建忠的重商思想带有西方晚期重商主义的色彩，但又具有自己的特点。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家都认为西方各国国富兵强，在于他们以商为国本； 中国要富强，只有效法西方，振兴商务。在万国竞事通商于中国，中国利源外流形势下，要堵塞漏卮，挽回利权，就应振兴商务，以与彼争。他们都强调以商为中心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有不同程度的重商思想。其所以如此，是因为甲午中日战争之前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还是以商品输出为主； 他们凭直观看到西方对华贸易的经济掠夺，致使中国银罄民贫，而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工商业还刚刚诞生，他们对资本主义生产与流通过程及各经济部门的关系还不可能有深刻的了解。以后随着国内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及列强对华资本输出的增加，一些资产阶级维新人士便逐渐将注意力从流通转向工农业生产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