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商业

唐代的商业，特别是中唐以后，繁荣异常。
同业商店的组织称“行”。隋朝丰都市有一百行，唐代西京市有二百二十行。行数的成倍增长，说明市面兴旺，百货辐辏，唐代的商业远比隋朝繁盛。造成唐代商业繁盛的原因，主要有三：
一、国内水陆交通畅达和新路线的开辟。唐代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分为四条干线。东路可至汴（开封市）、宋（河南商邱市）；西路可至成都；南路经荆（湖北江陵）、襄（湖北襄阳）、广西可到交州（广州）；北路经太原至范阳（北京市）。此外，唐玄宗时，开凿大庚岭路；唐宪宗时，开辟通向闽中的路线。主要目的是沟通南北，商人则因此获得贸易渠道。水路，经商的路线主要是海路、长江及其支流，以及隋炀帝所开挖、用以沟通南北的通济渠。
二、中、外贸易的发展。每年至长安、扬州、广州等地贸易的“商胡”数以千万计，坐地列肆的也成千上万；中国商人出海贸易的“海客”也为数不少，海船可以远航风浪险恶的波斯湾。据考古发掘，埃及开罗、叙利亚，印度都发一大批唐代的瓷器，婆罗洲还发现唐人开设的铸铁厂；当地的铸铁技术就是由中国传入的。
三、官商合流。唐代制度规定：士族称为清流，只能做官，不准经商。然而自开元年间起，官员也开店置货，屯积牟利。中唐以后，官员，特别是节度使向高利贷商人贷款，倚仗官势，贸易经商，大肆收刮民财。官商合流，造成柜坊（类似后世的钱庄）、质库（典当）等高利贷业和贩卖珠宝等奢侈品业的分外兴盛，其结果则是民众生活的极端贫穷。
中唐实行两税法，一年春秋二季收税。两税根据资产确定税额。农民的场圃、仓库、房屋、生产工具等无法隐匿，被课以重税；但商贾行踪不定，贵重的货物“藏于襟怀囊箧”，得以偷漏税收。况且中唐“钱重货轻”，长期闹钱荒。农民纳税，必须缴钱，只得贱卖种出的米麦和织出的绢、布。物价大幅度的涨落，为商贾造成了无数次牟利的时机。因此，中唐经商者急遽增多。
随着商业经济的繁荣，商贾的政治地位也逐渐上升。唐朝制度：商人不准入仕。商人之子，被人卑视，也无法做官。到了晚唐，商人依附宦官，也可挤进官场；商人之子，居然做到宰相。同时，还出现了“至富”可以敌“至尊”的言论，认为巨富的商人，可以和至高无上的帝皇匹敌。这反映了商贾的政治欲望。
在唐代，以商贾为题材的诗歌，主要集中在中晚唐。由于封建经济对商业活动的岐视和商人巧取豪夺的卑劣行经。诗人对商贾总是持批判的态度。其中，元稹的《估客乐》堪称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