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善

 哲学著作。三卷。清戴震撰。约成书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撰者事迹参见“《戴氏遗书》”条)
 关于该书撰写年代，段玉裁以为仍不可定，云“原善上、中、下三篇”,“皆癸未(即乾隆二十八年，戴四十一岁)以前，癸酉、甲戌(即乾隆十八、十九年，戴三十一、三十二岁)以后，十年内作也。”(《年谱》)系在早期所撰《原善》上中下三章、《读易系辞论性》、《读孟子论性》的基础上修改、扩充而成。是戴氏摆脱程朱影响，转而建立自己体系的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作品。
 该书基本上是通过引用《易经》、《论语》、《孟子》、《中庸》、《诗经》的语句，加以阐发自己的观点而形成的。卷上主要讲解善的内容及其与天道、人道之关系。先谈善的本性，以为善即仁、礼、义。仁，即自然界的变化和发展——“生生者”;生生而成为井然有序的条理，即礼；条理的不紊乱，即义。再用“五行”来解释道与器，以为“五行之成形质者，则器也”,这是形而下者；“其体物者，道也”,是形而下者。进而以为阴阳变化即“生生”,所以“一阴一阳谓之道”。如此一步步反推到儒家的规范是由自然的变化及规律所决定的。这部分还谈到人道总是来自于“日用事为”的性，而性又是从阴阳二气变化中形成并赖以区别各种事物的属性，即“本天道以成性者也”。进而，性的内容就是“欲”与“觉”,即“人与物同有欲，欲也者，性之事也；人与物同有觉，觉也者，性之能也。”换句话说，基本意义上的性也就是“血气心知”。因此，要达到仁、礼、义等，还是得由人的知觉力入手，达到高度的理性思维，从而得以控制欲望。
 卷中具体分析人性与物性之异。“物不足以知天地之中正，是故无节与内，各遂其自然，斯已矣。”而“人有天德之知，能践乎中正，其自然则协天地之顺，其必然则协天地之常。”因而，关键在于是否有合于自然的思维能力，若有，则将合乎天地之“中正”。人有“耳目百体之欲”,这是人性的基本出发点，但“心能通天下之理义”,因而一旦有了思维，也就能使耳目百体之欲合于中而不逾规矩，即合于理义。关键在于心，因而说：“耳目百体之欲喻于心，不可以是谓心之所喻也，心之所喻则仁也；心之仁，耳目百体莫不喻，则自心至于耳目百体胥仁也。”接着又分析了荀子老子、道家佛家、程朱理学关于人性的三种观点，重点批判了程朱把性当作是理所派生的，而把人的欲望和知觉视作是私心杂念，因而理为人欲所玷污的观点。
 卷下以为“私”与“蔽”是“仁”与“智”的对立面，“得乎生生者仁，反是而害于仁之谓私；得乎条理者智，隔于是而病智之谓弊。”私与弊是产生社会弊端的根源，要消除这两者，就得平等地待人处事(行恕),努力加强学习。“不私不弊，则心之精爽，是为神明”,则“天下之达道”。同时，也发挥了孟子人性相通的观念，要求“遂己之欲，亦思遂人之欲”。仁，便是“体万物而与天下共亲”,义是“裁万类而与天下共睦”,礼是“行之乎人伦庶物而天下共安”。
 该书最早收入微波榭丛书本《戴氏遗书》,又有清光绪宣统间排印《国粹丛书》本，并载入民国十三年甲子(1924年)北京朴社所刊《戴氏三种》,也入《戴东原集》与《戴氏遗书》等。今有中华书局一九六一年《孟子字义疏证》收入该书，一九八○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所刊《戴震集》也收入。

原善

清戴震著。初稿为3章，定本衍为3卷。书成于清乾隆十八年至二十八年(1753年—1763年)间。最初收入《微波榭丛书》的《戴氏遗书》中，1792年收入韵楼本《戴东原集》中，1956年古籍出版社出版《原善·孟子字义疏证》合刊标点本，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孟子字义疏证》本，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收入《戴震集》。书中以“善”为核心，借先秦典籍，重点阐发了“善”的本义，并由此引申、论述了其他一系列道德原则和规范。认为“善”是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其主要内容“曰仁，曰礼，曰义”（卷下）。指出仁是对生命的尊重和热爱，礼是生命活动中固有的秩序，义是维持秩序的不可易性。“生生者，仁乎！生生而条理者，礼与义乎。何谓礼？条理之秩然有序，其著也；何谓义？条理之截然不可乱，其著也。”（卷上）认定仁、礼、义三者贯彻于人伦庶物之中必会形成至善的道德秩序。提出情欲是人之生命的基础，人性的基本内容，具有善的道德价值。“生养之道，存乎欲者也”，“欲也者，性之事也”（卷上）。认为人高于其他生物之处，在于人能自觉地进行行为选择，使其符合一定的道德要求。“故人莫大乎智足以择善也，择善则心之精爽进于神明”（卷中）。亦认为对待情欲的正确态度，是使自己与他人之情欲都得到合理地满足，而不是损人利己。“人之有欲也，通天下之欲，仁也。”“遂己之欲，亦思遂人之欲，而仁不可胜用矣；快己之欲，忘人之欲，则私而不仁” （卷下）。该书从伦理学角度探讨了“身”、“心”、“意”、“知”等范畴的意义，且对“智”、“信”、“忠”、“勇”、“宽”、“柔”、“刚”等一系列道德范畴和规范作了分析和论证。

原善

清代批评程朱理学的著作。三卷。清戴震著。戴震(1723—1777)，字慎修，又字东原。安徽休宁隆阜（今属安徽屯溪）人。出自于小商人家庭，年轻时随父行商，后以教书为生。乾隆二十七年(1762)举于乡，后六次会试皆落第。中年时受豪强迫害，曾到北京、南京、扬州等地避祸十年。乾隆三十八年(1773)入四库全书馆任纂修官，校订历算地理等书。对天文、数学、历史、水利、地理、经学、语言学均有精湛的研究。
《原善》上卷讨论善的内容及其与天道、人道的关系。认为善就是符合客观规律的行为，是人类共同的最高行动准则，具体内容有仁、礼、义三项，说：“善：曰仁、曰礼、曰义，斯三者，天下之大衡也。”从天道来说，仁即生生，是自然界万事万物的不断产生和发展；礼就是万事万物不断产生和发展的井然有序的条理；义就是条理不可紊乱。从人道来说，仁就是人的欲望“不失之私”；礼就是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义就是诸事合乎仁和礼。还提出“道”是物质实体，是生生不息的气化过程。说：“一阴一阳，盖言天地之化不己也，道也。一阴一阳，其生生乎，其生生而条理乎？以是见天地之顺，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中卷具体分析了人性与物性的根本区别，区分了认识过程中感觉器官和思维器官的不同作用，肯定人有认识和掌握善的能力。认为人不仅有出于本能的欲望，而且有知觉和思维的能力。人能认识自然之理，调节自己的思想行为，使之“践乎中正”、“协天地之顺”、“协天地之常”，从而能“官器利用以驭”，即利用自身的器官驾驭万物。但物则不能。“物不足以知天地之中正，是故无节于内，各遂于自然，斯已矣。”而且人认识事物及其规律的过程和认识善、把握善、合乎善的过程是一致的，都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过程。“耳目口鼻之官接于物，而心则通其则”，“心能通天下之理义”。即思维把握万物之则，天下义理不是抽象的、神秘的，而是从万事万物、从日常生活中上升概括而来的，人欲是天理的基础，是合理的。这和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教条是相对立的。下卷表达了戴震的政治思想，认为“私”与“蔽”乃是社会弊病的根源，提出“乱之本，鲜不成于上”的观点。所谓私，指思想上的沉溺不前，政治上的结党营私，行动上的为非作歹和处理事务的悖逆诡诈；所谓蔽，指思想上的疑惑不定，政治上的偏于不正，行动上的错误百出和处理事务上的顽固无知。私与蔽的反面是仁与智。就政治上来说，仁就是要施仁政于民，智就是要“遂己之欲，亦思遂人之欲”。而当时的统治者却是“肆其贪，不异寇取”，故“民以益困而国随以亡”。
《原善》作于戴震十年避祸期间。书中主要表达了其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进步的社会政治伦理思想。其思想与当时的正统思想——程朱理学是直接对立的，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兴市民阶层谋求平等的要求，具有启蒙色彩。其思想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有进一步的发挥。
《原善》是在戴震早期著作《原善》上、中、下三篇与《读孟子论性》、《读易系辞论性》的基础上修改、扩充而成的。最初收入《微波榭丛书》的《戴氏遗书》中，1792年收入《戴东原集》经韵楼本和《粤雅堂丛书》中。1956年收入古籍出版社《原善·孟子字义疏证》合刊校本，1961年收入中华书局《孟子字义疏证》本，1980年收入上海古籍版《戴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