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漕海运论

清末主张将东南地区调征的粮食由海道运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的思想。清嘉庆道光年间，因官僚机构腐败，吏胥舞弊中饱，经由运河输送漕粮的运费很高，损耗很大，为此，政府每年要支付大量经费，民间要承担沉重的漕赋，常实征三、四石，高者达七、八石，方能完纳额漕一石。这样，由于负担过重，便出现拖欠漕粮的现象，而且常因此发生狱讼以及“闹仓”事件，不仅影响了清王朝的财政及粮食储备，还成为威胁清王朝统治的一个隐忧。近代地主阶级的一些思想家从兴利除弊出发，力主对这一弊政加以改革。嘉庆十二年 (1807年)，浙江巡抚阮元针对漕粮运道经常发生阻塞的现象，提出漕粮海运的建议。道光四年 (1824年)，因河道不通，海运之议复起。一些人看到民间的海运业已具有相当规模与力量，可以担负漕粮北运，从而积极主张南漕海运、商运。如王赠芳上疏，请以江广各帮之米，“于上海官为招募沙船，令其洒带，其可容二千石者，令载官米千石，私货千石至直沽口交纳。”(《皇朝经世文续编》 卷四十九，《请试行海上疏》) 陈文述也指出，“大小沙船，江南沿海州县皆有，殷实之商，有一家数十号者，会于上海” (同上，《海运续议》)，因而可以雇佣沙船海运漕粮。对漕运改革论述最透彻充分的是“善经济之学”的包世臣和《海国图志》的作者魏源。包世臣深为漕运之弊可能在东南地区酿成大患而担忧。早在嘉庆七年 (1802年) 便提出将漕粮由原来的官运、河运、改为商运、海运。他认为船商既然有承担南北货物运输的能力，而且官府也常雇民船转运各种货物，那么当然也能承担漕粮海运北上的任务。并认为实行南漕商运、海运，是“一举而众善备焉”(《海运南漕议》卷一)，如可以减少官员吏胥的中饱和勒索，既使“公费大省”，又可减少“扰民”； 商运比官运迅速，既可保证京师的食粮供应，增加仓储，而且船商也可从中获取大利等。为了使船商乐于承担漕粮海运，包世臣还特别强调要照顾船商的利益，并提出了一系列的利商具体措施。如公布海运行情，酌增运价，规定合理的折耗费以及合理的海损摊赔等等。当时海运业的沙船帮，是一个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行业，实行南漕海运、商运，并采取利商政策，无疑将促进南北货物交流，推动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海运业的发展。同包世臣一样，魏源也主张改河运为海运，改官运为商运，并比包世臣更明确地提出和阐发了利商，便商的观点。他认为当时改南漕为海运，商运已是必然的历史趋势，指出“海代河”、“商代官”，“因商用商”有四利六便。即：“利国，利民，利官，利商”(《魏源集·道光丙戍海运记》)，“国便，民便，商便，官便，河便，漕便” (同上书，《海运全案序》)，并认为实行南漕海运将促进商业的繁荣：“船既遄行，则荆，扬，豫，充之货循运河而上，江、浙之货附海漕而北，物价必贱于前” (同上书，《筹漕篇下》)。意即漕粮交商海运之后，可增加运河承运内地货物的能力，海商又可利用运粮机会，附带运输货物，从而促进南北物资的流通。从这里可以看出，魏源关于漕运改革的考虑，并不限于漕粮本身，而是有更广泛的内容。他认为物资交流有利于商，物价下降则有利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