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的电影文学shiqinian de dianying wenxue

当代电影文学剧本，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电影创作的基础，也是电影作品的文字记录。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6年，中国当代电影文学的历史经历了两个主要时期。
开拓和建设时期(1949～1959)这是中国电影除旧布新、蓬勃发展的时期。它有两个发展阶段：1949年至1952年，是新中国电影的起步和初创阶段；1953年至1959年，是稳步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电影事业的阶段。
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有：水华根据同名歌剧改编的《白毛女》，于敏的《赵一曼》，武兆堤原著、成荫改编的《钢铁战士》等。这些作品大多反映了我国革命战争年代的生活，不仅在国内观众中反应强烈，而且也受到了国际上的较高评价。在1951年国际电影节上，《白毛女》获“特别荣誉奖”，《钢铁战士》获“和平奖”。
1953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关于加强电影制片工作的决定》提出“影片的题材内容和表现形式应力求多样”。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下，电影文学创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1954年至1955年间，产生了《鸡毛信》（张骏祥）、《渡江侦察记》（沈默君）、《董存瑞》(丁洪、赵寰)、《平原游击队》（邢野等）、《南岛风云》（李英敏）、《山间铃响马帮来》（白桦）、《怒海轻骑》（海政文化部）、《宋景诗》（陈白尘）等比较优秀的电影文学创作。这批剧本，在电影化和文学性两方面都有所突破。
1956年，由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电影文学创作也迎来了欣欣向荣的春天。这一年先后出现了反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斗生活的《上甘岭》（林杉等编剧），塑造在艰难斗争岁月中为革命呕心沥血的母亲的光辉形象的《母亲》（海默），为我国明代医药家立传的《李时珍》（张慧剑）。尤其是夏衍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的《祝福》和陈西禾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的《家》，是将中国现代文学名著改成电影文学的比较早的成功尝试，而且它们在人物塑造、结构方式、语言风格等方面的成就也是显著和突出的。此外，胡石言的《柳堡的故事》、杨履方的《布谷鸟又叫了》、于彦夫的《新局长到来之前》等作品，或抒情，或幽默，或讽刺，显示了当代电影文学风格正在走向多样化。
1957年下半年后，由于反右运动的扩大化，电影事业的发展受到阻碍。电影《情长谊深》（徐昌霖）、《布谷鸟又叫了》、《不夜城》（柯灵）、《新局长到来之前》以及钟惦棐的文章《电影的锣鼓》受到了不公正批判。电影创作中的教条化、公式化和概念化的倾向日益严重。现实生活题材的创作大都成就不高，但这时期历史题材的创作由于束缚较小，却取得了较突出的成绩。如《聂耳》（于伶等）、《党的女儿》（林杉）、《战火中的青春》（陆柱国等）、《回民支队》（李俊）等。尤其一批由小说和话剧改编为电影的作品，在思想深度和艺术表现的生动性、丰富性方面，都有了新的突破。如杨沫的《青春之歌》、夏衍的《林家铺子》、胡苏的《红旗谱》、金山的《风暴》、孙谦的《万水千山》等电影文学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重要成就。叶元的《林则徐》是继《宋景诗》、《李时珍》之后又一部成功的历史人物传记片。此外，《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马烽）、《五朵金花》（季康等）、《老兵新传》（李准）、《今天我休息》等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大都以一种轻喜剧风格和生动的生活气息，得到了人们的喜爱。1959年10月，“庆祝建国十周年国产新片展览月”共展出影片38部，它们基本代表了中国电影当时所具有的思想艺术水平。
曲折发展时期(1960～1965)从1961年周恩来在“新侨会议”和稍后在“广州会议”上关于文艺问题的重要讲话到1964年的文艺整风这段时间内，电影事业经过调整、压缩，出现了短暂的恢复、发展和创新的活跃局面，显示了走向成熟时期的创作实力和稳健上升的发展趋势，出现了一批优秀的电影创作，它们显示出中国电影在发展民族风格与艺术形式方面有了更加成熟的经验。1960年至1961年，出现了《红色娘子军》（梁信）、《达吉和她的父亲》（高缨）等成功作品；尤其是1962年到1964年，先后出现了《甲午风云》（希侬等）、《早春二月》（谢铁骊）、《小兵张嘎》（徐光耀）、《农奴》（黄宗江）、《兵临城下》（白刃等）、《李双双》（李准）、《红日》（瞿白音）、《冰山上的来客》(乌·白辛)等，它们代表了中国电影创作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而且也接近了当时的国际电影水平。
然而，60年代愈演愈烈的政治运动和文化艺术界越来越强的左倾教条主义倾向都断送了经过调整后的中国电影的恢复、上升的发展前景。在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的策动下，1964年下半年开始对一批电影作品和电影界一些理论家、创作家进行公开批判。从1965年开始，中国电影事业开始陷入困境。以后则是“文化大革命”中电影创作受到全面摧残的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