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与中国的关系Canada-China Rela-tions

中国同加拿大的交往始于何时无从考证。早在加拿大建国之前，就有了各种交往。1788年，华人开始旅加。19世纪中期，在美国的不少华工开始移居加拿大，多数人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淘金。1881年～1884年，广东省有2万名华工赴加拿大修筑横贯加拿大东西两岸的太平洋铁路。孙中山1877年、1910年和1911年三次访问加拿大，在旅加华人中开展革命活动，受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华人的热情支持和欢迎。加拿大对华往来始于传教活动。自1888年加拿大第一批传教士来华，到1957年最后一位加拿大传教士离开中国大陆，加拿大对华传教历时约70年，向中国派遣了近千名传教士，传教活动几乎遍及整个中国。中、加两国官方接触始于清朝政府。19世纪90年代，清政府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对加拿大进行短期访问，与加拿大政府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地方政府商谈加向华人征收人头税问题。1909年，加拿大劳工与移民部长麦肯齐·金作为加拿大的高层官员首次访问中国，就移民问题与清政府外务官员进行谈判。1906年，加拿大在上海设立商务处。1908年，清政府在渥太华设立总领事馆。不久，中国又在温哥华建立领事馆。清朝之后，中国历届北洋军阀政府在加拿大派驻有总领事馆和领事馆。1931年，加拿大在南京设立第一个驻华领事馆。1941年11月，国民政府同加拿大政府正式签订协议，将两国外交关系由领事级升为公使级，双方在派驻国的领事馆升格为公使馆，互派公使。国民党政府首任驻加公使刘师舜1942年2月中旬抵渥太华，2月26日，向加总督阿思隆伯爵递交国书。1943年，中、加两国关系再次升格，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刘师舜被任命为国民党政府首任驻加大使，维克多·奥德伦将军被任命为加拿大首任驻华大使。
抗战期间，加拿大政府曾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一些军事援助。1944年3月22日，《关于加拿大依照1943年加拿大战争拨款（联合国互助）法案以加拿大战争供应品供给中国之协定》在渥太华签署。据此及其他一些协议，加拿大政府共向国民党政府提供约1亿加元的军事援助。抗日战争之后，中、加签署过两次借款协定。1946年2月7日签订的中加财政协定规定，加拿大政府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一批贷款，主要用于购买加拿大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剩余军火和军事物资。此后，加方还曾向四川民生实业公司提供过贷款。
抗日战争期间，加拿大人民对中国人民表现出友好情谊。1937年中国的抗日战争开始后，旅加华人积极支援中国的抗战。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仅华人，而且许多英裔、法裔和其他民族的加拿大人也参加了捐款、捐物、支持中国的抗战活动。加拿大人民还派出优秀儿女直接参与中国抗战，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即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1937年，白求恩大夫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委托，率领一支医疗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亲自加入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抢救伤员时感染中毒，1939年11月12日不幸逝世。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在战火纷飞的前线，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和精湛的医疗技术为八路军的伤病员解除痛苦，挽救了大量伤病员的生命。白求恩大夫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白求恩大夫的名字深深地铭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并已成为中、加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
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在即，南京国民党政府大势已去。此时，加拿大驻南京大使馆未随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南京解放后，加拿大驻华大使1949年8月撤离，但加驻华使馆未关闭，加驻华使馆一等秘书朗宁仍留守南京，继续注视中国局势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加政府曾向中国了解中方对中、加两国建交问题的态度，试探同中国建交的可能性。1950年2月，加拿大政府就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事与中国方面进行过讨论，并密切注视着中英、中印建交谈判的进展情况。5月15日和16日，原加拿大驻华使馆一秘朗宁以加拿大政府代表身份，两次向中方提出就中、加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举行谈判的建议。中国政府对此作出积极反应。但是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国际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使两国为建交所进行的努力付诸东流，失去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实现中、加建交的机会。在朝鲜战争期间，加拿大参加了美国组织的联合国军队，在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前，中、加两国军队处于交战状态。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是中、加关系较冷的一段时期，两国之间的民间交往也十分有限。到60年代末，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加拿大国内要求承认中国的呼声日高，加拿大政府也多次表示将重新考虑与中国建交问题。1969年2月，两国驻瑞典外交机构进行了初步接触。自1969年5月开始，建交谈判共进行17轮，历时一年半，终于在1970年就建交公报内容达成一致。10月13日，中、加双方同时宣布自即日起中、加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自此，中、加两国关系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70年代，两国官方互访不断，民间交往明显增加。80年代，除1989年下半年两国关系骤然变冷外，两国在经贸、科技、卫生等各个领域的关系得到全面发展，互利合作日益扩大。进入90年代后，两国关系逐步恢复正常，并有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