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害虫防治史history of pest control

害虫防治是古代农业生产的重要环节之一，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有3000多年。
据邹树文统计，从公元前722年至公元1908年的2630年间，共发生虫灾645次。其中以蝗虫最严重，共455次，占全数的70.54%。其次为螟、虸蚄等虫灾。又据陈家祥专门对蝗灾的统计，从公元前707年至公元1935年的2642年间共发生蝗灾796次。由于史籍浩如烟海，未曾发现以及未曾记入史籍的虫灾可能远大于上述数字。
古代流行“天人感应”说，把虫灾同上天惩罚人事牵扯在一起。民间受天人感应的影响，认为蝗虫为灾是得罪了蝗神，常常用祭蝗神的办法消灾。这也是蝗灾不能根治的消极因素之一。与此相反，历史上从管子起，东汉的王充、唐朝的姚崇等，都主张有虫害就应积极防治，反对天人感应说。王充《论衡·商虫》篇还正确地指出了虫害的发生与温度、湿度等环境条件有密切关系，在害虫防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在防治方法方面，几千年来，农民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归纳起来，大致有农业防治、药物防治和生物防治三大方面。这三方面都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
农业防治 通过农事操作的各个环节如深耕、除草、灌水、轮种换茬以及利用天然的温度变化等以防治害虫的方法，是古代防治害虫最主要的措施。为方便起见，某些人工防治方法，也在这里一并叙述。
商周至战国时期 《诗经》是中国最早提到大田害虫的书，三百篇中载有害虫26种。《大田》有：“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穉”的记咏。毛传的解释是：“食心曰螟，食叶曰螣，食根曰蟊，食节曰贼。”可见这四种害虫不是单一害虫的名称，而是为害情况类似的一批害虫的概称。同诗接着说“田祖有神，秉畀炎火”。炎火的含义很广泛，这里可能是指用火诱杀或焚烧蝗虫等趋光性的害虫。战国时，《吕氏春秋·任地》篇中记载：“五耕五耨，必审以尽，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大草不生，又无螟蜮。”即通过深耕和中耕除草来防治虫害。战国时从农业实践中已得知播种期太早和太迟都不好，只有“得时”播种的作物有最佳的产量和品质，同时也少虫害。《吕氏春秋·审时》中即指出：“得时之麻”，“不蝗”；“得时之菽”，“不虫”；“得时之麦”，“不蚼蛆”。
秦汉时期 这一时期记载昆虫的数目增加了，《尔雅》共收录了60多种虫名，超过《诗经》一倍以上。这一时期采取的治虫措施主要有两项，其一是悬赏捕蝗，平民可以拿捕得的蝗虫到官府换取铜钱。其二是掘沟捕蝗，王充《论衡·顺鼓篇》首先记述了这一方法：“蝗虫时至，或飞或集，所集之地，谷草枯索。吏卒部民堑道作坎，榜驱内于堑坎，杷蝗积聚以千斛数。正攻蝗之身。”
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农书《齐民要术》记载了许多防治虫害的措施，超过以前文献的记述。该书首次提出轮作可以防治病虫的经验。如种麻篇指出“麻，欲得良田，不用故墟”。故墟即指连作田块。因为“故墟有点叶夭折”之患，并首次提出利用谷子（粟）的早熟品种避开虫灾的办法。种谷篇开列的86个谷子品种中，有14个是“早熟耐旱”的，并指出因它们“熟早”，故可以“免虫”。反之，另10个晚熟品种虽有耐水的优点，但“有虫灾则尽矣”。利用生育期短以避开虫害是一种简便有效的办法。该书对于食用麦的贮藏，采用劁麦法，即将麦把倒置，薄摊在场上，顺风放火烧，火起后即行打熄。这样处理过的麦粒已丧失发芽力，不能做种，但供食用则可久贮而无虫患。该书种瓜篇（甜瓜）介绍瓜田除蚂蚁的办法很简单：“有蚁者，以牛羊骨带髓者置瓜科左右。待蚁附，将弃之，弃二三，则无蚁矣。”种瓜篇又提到一种防治“瓜笼”的方法：“旦起，露未解，以杖举瓜蔓散灰于根下。后一两日，复以土培其根，则迥无虫矣。”所谓瓜笼可能是由叶䖬类咬过引起的病毒病，当时不知道是病害。从扑灭害虫入手是正确的。此外，该书还介绍了适时伐木不生虫，以及防治家畜生虱等方法。
隋唐宋元时期 这一时期有关昆虫的记录散见于类书，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以及杂记类如《酉阳杂俎》等。此外，是对《尔雅》释虫的进一步注释如《尔雅翼》、《埤雅》等。唐代姚崇把以往掘沟埋蝗的方法改进为在沟旁举火，将蝗虫烧死后才埋入沟中，以免它们重新从土中钻出来。到宋仁宗时，已从过去单纯捕杀成虫，发展为兼掘蝗卵，大大提高了功效。1034年“开封府淄州蝗，诸路募民掘蝗种（即卵）万余石”，仁宗诏给参加掘蝗种的农民以“菽米”，以资鼓励。
《农桑辑要》中说：“古农法，犁一摆六，今人只知犁深为功，不知摆细为全功。摆功不到，土粗不实……根土不相著，有悬死、虫咬、干死等诸病”。认为耙得精细也有防虫作用。
对桑树害虫的种类、生活史和防治方法的认识，到宋元时期有很大进展。以桑天牛为例，《农桑辑要》说：“天水牛……皆沿树身匝地生子。其子形类蛆，吮树膏脂。到秋冬渐大，蠹食树心，大如蛴螬。至三四月间，化成树蛹却变天水牛。”防除的方法是“当盛夏食树皮时，沿树身必有流出脂液湿处，离地三五寸即以斧削去，打死其子，其害自绝。若已在树心者，宜以凿剔除之”。对于桑蟥，《农桑辑要》称野蚕，防治的办法是靠砍桑时自然振落。此外，《农桑辑要》提到利用桑树和绿豆、黑大豆、芝麻等间作，可减轻虫害，但不宜与粟、高粱间作。
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有关昆虫的文献激增，包括文字训诂、字典、类书、史志地志、笔记杂考等，且出现昆虫专书，光是治蝗书便有十余种。其中以徐光启《除蝗疏》最有价值。所载九条除蝗措施，是前所未有的新见解。治蝗的方法除沿袭前代的掘沟、挖卵、捕杀等外，还利用蝗虫怕色泽和声波的特性，创造出以竹竿飘扬红白布、衣、裙使蝗虫不敢停留以及用枪炮声恐吓的办法。在作物布局上种植蝗虫不食的绿豆、豇豆、大麻、苘麻、芝麻、蕃薯、蚕豆、豌豆、小扁豆，以及辛辣、辛臭之气的作物。
大田作物方面，《沈氏农书》提出了冬天削除草根以防止虫害的方法。认为：“一切损苗之虫生子，每在脚塍地之内。 冬间划削草根，另添新土，亦杀虫护苗之一法也。”《梭山农谱》介绍用虫梳去虫的办法：“田家奋臂举梳，行累累就毙矣。虫当梳者血肉俱糜梳齿上，稚子持以饲鸡。”这里的虫系指稻苞虫。明清一些农书介绍了提早播种，争取早熟，以躲避害虫盛发期的办法。
药物防治 古人为了提高防治效果，在进行农业防治的同时，往往兼用药物防治。
先秦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周礼》中所载的以“嘉草攻之”，以“莽草薰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焚牡菊以灰洒之”等，是中国古代利用药物防治害虫的最早记录。“嘉草”，即今之襄荷；“莽草”，即今之毒八角；“牡菊”，即今之野菊，都是有毒植物，用它们防治害虫有一定效果；“蜃炭”和“灰”等矿物质，由于能改变害虫发生和繁衍的环境，所以对害虫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秦汉至隋唐五代时期 这一时期的药物防治，以植物性药物为主，辅之以矿物性药物。植物性药物主要有附子、艾蒿、黎芦、苍耳等。西汉氾胜之倡导的溲种法，就是利用兽骨、蚕屎、羊屎、附子等材料处理种子的方法。其中的“附子”，内含“乌头碱”，具有一定的杀虫效果。此外，氾胜之还总结了用艾防治麦类仓库害虫的经验。约于汉魏间成书的《神农本草经》中有用黎芦“杀诸虫毒”的记载。《齐民要术》有用黎芦根除羊癣、疥虫的经验。现代科学证明，黎芦中含有“黎芦素”，对害虫具有触杀和胃毒双重作用。《四时纂要》中总结了苍耳防治仓库害虫的经验。这一时期采用的矿物性药物主要有草木灰和食盐。晋时干宝在《搜神记》中首次记载用草木灰防治麦蛾的经验，贾思勰总结了用灰防治“瓜笼”的经验和用食盐拌种则“瓜不笼死”的经验。
宋元时期 这一时期药物防治出现了植物性药物和矿物性药物并举的局面，其时使用的植物性药物主要有白敛、芫花、百部、苦楝、苦参、麻叶等。苏轼的《格物粗谈》中就有用白敛防治牡丹花害虫的经验。《种艺必用》和《农桑辑要》中，有用芫花防治园艺害虫的记载。如果树发生蠹虫时，可用芫花塞蛀孔内以杀之。这一时期，人们还常用百部防治果树害虫。现代科学证明百部中所含的生物碱，是防治害虫的有效成分。又如宋代赵希鹄《调燮类编》中也有用苦楝花防治害虫的经验，其后人们又有将苦楝树枝或树皮磨成粉末，用以防治蔬菜害虫的做法。元代还有用苍耳、辣蓼、麻秆等防治仓贮害虫的记载。这一时期矿物性药物主要有硫磺和灰类。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中，有用硫磺簪虫孔防治花卉害虫的经验； 《种艺必用》中，记载了用硫磺防治蔬菜害虫的方法； 王祯《农书》中提到了用硫磺熏烟方法防治桑果害虫的做法。陈旉《农书》中有水稻播种前，洒石灰“渥漉泥中”去螟之害的经验，并认为在种菜时于粪中掺杂石灰，施入田中，“虫不能蚀”。《农桑衣食撮要》中提出了种山药时，“四畔用灰”防治虫害的办法。除此之外，苏轼、赵希鹄等，还总结了用桐油防治虫害的经验。《农桑辑要》中，有用苏子油防治𫋩蛛、步屈、麻虫、桑狗等害虫的方法。
明清时期 此时除继承传统的药物防治方法外，还广泛使用混合药剂，并开始试用化学药剂，从而提高了防治效果。在植物性药剂的应用方面，又采用了巴豆、烟草、雷公藤等。清代沈秉成的《蚕桑辑要》中，载有用喷筒喷巴豆液防治桑树毛虫和尺蠖的经验。清同治年间《浏阳县志》中，有用烟茎插入稻田泥中，防治稻螟的方法。清代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中，有用雷公藤治虫的记载。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总结了陕西、河南、山西等地区，用砒霜拌种和浙江宁、绍地区用砒蘸稻秧根防治地下害虫的经验。清代蒲松龄《农桑经》中有山东地区用信石制毒谷拌种防治地下害虫的新方法，以及明代徐光启总结的用硫磺防治林木害虫；清《抚郡农产考略》中用硫磺熏烟方法防治柚树害虫和用硫磺水浸秧根防治稻虫等经验。这一时期应用灰类和油类治虫也有新发展。另外为提高药效，人们广泛采用了混合药剂，主要有：石灰桐油混合剂、巴豆油类混合剂、百部醋碱混合剂、苦参石灰混合剂、硫酸铜石灰混合剂等。
生物防治 中国农业害虫的生物防治有悠久的历史。
西周至战国时期 此时期对生物间互相制约的现象有了初步认识，《诗经·小雅·小宛》中“螟蛉有子，蜾蠃负之”的诗句，说明早在西周时代的人们对寄生蜂就已有朦胧的认识。及至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生物间互相制约的现象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如《庄子·山木篇》中载有庄周游于雕陵之樊时，发现螳螂振臂捕蝉，喜鹊捕食螳螂的现象，并得出“物固相累，二类相召”的结论。《战国策》中还曾经谈到蜻蛉啄食蚊虻的现象，所有这些对生物间互相制约现象的认识，都为农业害虫的生物防治奠定了生态学的初步基础。先秦时期人们对“鹩剖苇”和“䴕斫木”的观察，为中国后来保护益鸟治虫的先声。 这里所说的“鹩”就是“鹪鹩”，它剖苇的目的是为了啄食苇中的害虫；“”是啄木鸟，它长有锐利的尖嘴善于啄食树木中的害虫。由于人们对这种食虫鸟类的发现，所以如《礼记·月令》中提出了孟春之月“禁止伐木”，禁止“胎夭飞鸟”的禁令，是中国保护益鸟的最早记录。
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 人们对生物间互相制约的现象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如东汉王充的《论衡·物势篇》中就有“诸物相贼相利，含血之虫相胜服，相啮噬，相啖食”的论述。南朝梁时陶弘景在他的《名医别录》中，批驳了蜾蠃把螟蛉之子养为己子的谬说。对寄生蜂的生活习性作了比较正确的解释。《南方草木状》首先记载了我国人民利用黄猄蚁防治柑橘害虫的情形：“交趾人以席囊贮蚁鬻于市者，其窠如薄絮，囊皆连枝叶，蚁在其中，并窠而卖。蚁赤色，大于常蚁，南方柑橘若无此蚁，则其实皆为群蠹所伤，无复一完者矣。”说明当时南方柑橘产区已把黄猄蚁作为防治柑橘害虫的重要措施。这是中国以虫治虫的最早记载，也是世界上以虫治虫的先声。这一时期，封建官府还很重视保护益鸟治虫。如《汉书·宣帝纪》中载有，西汉宣帝元康三年(公元前63)皇帝亲自下诏颁布保护飞鸟的命令：“其令三辅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弹射飞鸟，具为令。”后魏时期，有些地方官还制定和颁布过保护益鸟的法律。如阚骃的《十三州志》中就有此类记载：“上虞县有雁为民田春拔草根，……县官禁民不得妄害此鸟，犯则有刑无赦。”
隋唐五代至宋元时期 中国农业害虫的生物防治有了初步发展。首先是以虫治虫的范围有所扩大，方法有所创新。唐代刘恂的《岭表录异》谈到岭南地区人们买黄猄蚁养柑子的事例。宋代庄季裕的《鸡肋编》中载有收取柑蚁的新方法，就是利用黄猄蚁嗜脂的习性“用猪羊脬（膀胱）盛脂其中张口置蚁穴旁，俟蚁入中，则持之而去”的方法。宋代还发现了虸蚄（粘虫）的天敌“傍不肯”。沈括的《梦溪笔谈》中说：傍不肯“遇子方虫，则以钳搏之，悉为两段，旬日子方皆尽，岁以大穰。”苏轼的《东坡志林》中也有类似的记载。这里所说的“子方”虫即粘虫，而“傍不肯”则是步行虫之类的天敌昆虫。此时期，保护益鸟治虫也有新发展。唐代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就载有益鸟治虫的不少实例：一是开元二十三年(735)榆关（今山海关）有虸蚄虫，延入平州界（今河北卢龙县）亦有群鸟食之；二是天宝二年(743)平卢（今辽宁朝阳）有紫虫食禾苗，时东北有赤头鸟群飞食之；三是开元中，贝州（今河北南宫县）蝗虫食禾，有大白鸟数千，小白鸟数万，尽食其虫。五代时期，后汉政权也很重视保护益鸟治虫，如《新五代史·隐帝》中载有，乾祐元年(948)皇帝曾下诏：“令民间禁捕鸜鹆。”元代大德三年(1299)皇帝曾亲自下诏“禁捕鹙”，因为蝗“在地者为鹙啄食”，“飞者以翅击死”。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受到保护的益鸟已经有赤头鸟、大白鸟、小白鸟、鹆、鹙等多种，利用益鸟防治的有紫虫、虸蚄、蝗虫等农业害虫。
明清时期 这时期的生物防治方法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首先是黄猄蚁的应用更加广泛。此期岭南的广大地区不仅将黄猄蚁的防治范围扩大到柑、橘、柚、柠檬等柑橘类果树，同时还普遍采取了“繁竹索引”或“藤竹引度”等方法，使黄猄蚁“往来出入”，“树树相通”，提高了防治效果。这一时期还特别注意保护益鸟治虫，灵寿、广陵、凤阳、唐县、夏津、南昌、丰润、宁河、当阳、叶县、仁化等县的县志中都有保护益鸟治虫的事例。被保护的益鸟有山鹊、鸜鹆、鹙、白鸟、海鸽、白颈鸟、鹰隼、鹞、黄雀等多种，所防治的害虫以蝗虫为主，另外还有粘虫等害虫。这一时期还盛行放鸭治虫。据明代《霍文敏公文集》记载：广东的香山、顺德、番禺、南海、新会、东莞等地，“皆产一虫曰蟛蜞，能食谷之芽，大为农害，惟鸭能啖食焉，故天下之鸭惟广南为盛”。清代的许多地方利用鸭子捕食蝗蝻取得良好效果。陆世仪的《除蝗记》中对放鸭治蝗有生动描述：“蝗尚未解飞，鸭能食之，鸭群数百入稻畦中，蝝顷刻尽，亦江南捕蝝一法也。”中国人民在清末或民初期间还创始了痘毒治蝗的生物防治法，如湖北《蒲圻县乡土志》载有：“捕得蝗，刺孔点以痘浆，放令飞去，痘毒传染，其种自灭。”这是中国人民以病毒治虫的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