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黑幕派小说的论争

随着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兴盛，1916年10月10日，上海《时事新报》开辟了“上海黑幕”专栏，从此黑幕小说流行于文坛。这类小说专门揭人阴私，展览丑行，内容鄙秽，手法低劣，是小说创作中的一股逆流。五四运动前后，新文化阵营对这股逆流进行了猛烈的抨击。1918年9月15日，上海《东方杂志》第15卷第9号发表了《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劝告小说家勿再编写黑幕一类小说函稿》。同年10月，宋云彬致函《新青年》编辑钱玄同，认为黑幕小说“简直可称做杀人放火奸淫拐骗的讲义”，并呼吁钱玄同起来反对“这种流毒无穷的黑幕”。钱玄同于1919年1月复函中，分析了黑幕小说盛行的原因，表示“排斥此类书籍”，自然是《新青年》“应尽之职务”。他们的通信，后以《“黑幕”书》为题，刊登在1919年1月15日《新青年》第6卷第1号。与此同时，周作人在《每周评论》第4号发表《论“黑幕”》，文中指出所谓黑幕小说，不过是从前流行的笔记小说和艳情小说“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是“艳情掌故的黑幕闲书”，十足地反映了“一种堕落的国民性”，并驳斥了所谓“意存劝戒，未可厚非”的辩护辞。不久，杨亦曾写了《对于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劝告勿再编黑幕小说之意见》，公开为黑幕小说辩护。他表示支持宋春舫关于“黑幕小说，是小说界的精采”之说，提出黑幕小说“与近世文学之潮流相合”，是“社会罪恶”的“真录”是“人生进化必经过的阶级”，“可以长进我们的知识，指导我们的迷途”，从而“进德迁善”，并断言反对黑幕小说是“少见多怪”， “过了二十年，个个都要恭维”它了。杨文投寄《新青年》后，周作人又写了《再论“黑幕”》，逐条进行批驳。文中认为： “黑幕不是小说，在新文学上并无位置”； “将社会主义与黑幕拉在一起，实拟于不伦”；黑幕小说“不将女子当人”，“连‘人’的意义还未明白”， “怎配讲什么人生问题”；至于“进德迁善”，也是“不成立”的。周、杨两文后来并载于1919年2月15日《新青年》第6卷第2号。在此前后， 《新潮》、《新青年》、《小说月报》等刊物发表了《今日中国之小说界》（罗家伦）、《有无相通》（鲁迅）、《反动》（雁冰）等文，均予黑幕小说以有力的抨击。在新文化阵营和社会舆论的一致谴责下，黑幕小说的市场日益缩小，不久就消声匿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