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争论（二）

“文化大革命后期”思想理论战线上的一场重要斗争。争论的焦点是对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这句话的理解不同。毛泽东在1974年10月20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认为这些是“资产阶级法权”。张春桥在1975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海本）定稿时说：“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资产阶级法权……存在于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整个过程中。”在书中全面否定按劳分配，把按劳分配说成是“党内外资产阶级安身立命的基础”、“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命根子”。1975年8月18日邓小平参加了国务院整顿工业问题的讨论，提出了一系列意见，随后形成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文件草稿，其中谈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绝不能脱离现阶段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否定按劳分配”。这个意见在1975年11月以后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成为“四人帮”批邓的主要材料之一。他们的主要论点是：按劳分配是产生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按劳分配必然引起两极分化和贫富对立，按劳分配必然产生高薪阶层和“走资派”。所以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消灭按劳分配。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4月和6月，召开了两次按劳分配问题讨论会，会议上重点批判了“四人帮”在这个问题上的谬论，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权利”的正确理解，肯定了现阶段按劳分配的必要性。这两次讨论为后来的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改革的具体实践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