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暴露黑暗问题的论争

30年代末围绕《华威先生》展开的一场论争。1938年4月，张天翼的暴露国民党假抗日的小说《华威先生》发表后不久，文艺界就展开了争论。茅盾连续发表《论加强批评工作》、《八月的感想》、《暴露与讽刺》三篇文章，肯定暴露黑暗在抗战文学中的意义，批评了指责《华威先生》“是作家悲观主义的流露”，“抉摘丑恶，实非必要”等错误言论。1938年11月，日本刊物译载《华威先生》并在按语中进行歪曲，借以攻击中国人民和抗日工作者，引起了文艺界的注意和讨论。这次讨论主要批评那种认为《华威先生》出国“可资敌作反宣传的资料”的观点，进步文艺界统一了认识，肯定了暴露与讽刺的重要意义。但是随后国民党支持的报刊发表文章，认为暴露黑暗“会于抗战有害”，“足以引起一般人的失望、悲观、灰心丧气”，抵制《华威先生》发表后国统区文学中暴露黑暗的进步倾向，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对此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斗争更为尖锐，直到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暴露黑暗的作品直接采取限制和查禁的办法，使争论被迫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