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孔子研究的争鸣

20世纪70、80年代儒学热中发生的激烈争论。主要问题有：（一）关于孔子及其思想评价。冯友兰在1980年第2期《哲学研究》撰文《从中华民族的形成看儒家思想的历史作用》说，孔子是中国封建社会思想、文化方面的最高代表，对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张岱年也认为，在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与“共同心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了最重要、最巨大的作用的是孔子。孔子学说的欠缺是，述而不作，对于创新重视不够；强调德治，对于军事重视不够；推崇礼乐，对于生产劳动重视不够。蔡尚思在《书林》1986年第1期撰文《不宜抬高孔子——评匡亚明〈孔子评传〉》对近年来学术界抬高孔子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他批评匡亚明竭力歌颂孔子，为孔子辩护，并对承认孔子是“大成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和相信“半部《论语》治天下”也颇感言过其实。（二）关于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问题。匡亚明在《孔子评传》中认为“仁”是孔子哲学思想的精髓，也是他的政治思想、道德思想、教育思想、文献整理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前提，四位一体，密不可分。蔡尚思则认为，孔子一生都尚礼，没什么大变化。孔子自述其经历有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三十而立”与“立于礼”。方延明认为，孔子“仁”和“礼”的关系之间不存在主从的区别。孔子的“仁礼”思想是融为一体的。逻祖基认为，中庸是孔子思想的核心。礼在当时的宗法君主制国家中是政的体现，属于政治范畴；孔子“仁”的思想是反映人际关系的一个概念，属于伦理范畴；孔子用“过犹不及”来表述中庸，这标志了它与两端的对立，是一种方法，属于哲学范畴。（三）关于孔子“仁”学结构问题。李泽厚在1980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文章《孔子再评价》认为孔子“仁”学是个颇具特色的思想模式，它是由血缘关系、心理原则、人道主义和个体人格四个因素构成。其整体特征则是：“实践理性”。周晓林认为，孔子的“仁”是以孝悌为基础，以复礼为目的，以个人主观道德修养为手段，通过忠恕之道来推行的一种准则。刘景山、孙万智认为，孔子的“仁”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即克己、爱人、忠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