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争论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次重大理论争论。列宁去世后，世界革命进入低潮，而苏联又面临着全面开展经济建设的新时期。于是，能不能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就成为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斯大林在1924年5月出版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认为在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不能单独组织社会主义生产、获得社会主义最后胜利。但到1925年他在党的第14次代表会议上已经区分了苏联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矛盾，认为苏联能够在资本主义包围下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样就引起了激烈的党内争论。
托洛茨基反对派坚持苏联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必须依靠世界革命的观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也形成“新反对派”，反对斯大林这一思想，认为那是把一种与本体绝不相容的树枝嫁接到马克思主义的树干上。争论集中在以下几个理论观点上：（一）关于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托洛茨基在1926年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指出，一国胜利理论的前提是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但是不平衡发展规律并不是帝国主义的规律，而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规律，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在帝国主义以前很早就有了，资本主义现在在各国发展仍极不平衡，但这种不平衡在19世纪比在20世纪更为悬殊。帝国主义的发展比金融资本主义的前期更具有“平衡”的趋势。因此，这时说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是不正确的。针对这种观点，斯大林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水平上的差别是在缩小，但这种缩小和这些国家的日趋均衡化并没有减弱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相反这正是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可能加强的背景和基础。正因为落后国家加速自己的发展并和先进国家取得均衡，一些国家为超过另一些国家而进行的斗争便尖锐起来，从而为军事冲突、为削弱世界资本主义战线、为个别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突破这一战线创造条件。（二）关于对世界经济的依赖问题。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和在一些文章中指出，由于世界市场的存在，各国在经济上的依赖是极为紧密的。因此，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也是不可能的。生产力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实质是世界性的，不仅像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就是像英国那样的先进国家也不可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反驳说，应该把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的依赖性和这些国家的经济独立性区别开来，谁也不否认俄国国民经济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依赖是存在的。但这种依赖是双方面，俄国依赖其他国家，正像其他国家依赖俄国一样，这并不意味着俄国因而丧失或就要丧失自己的独立性而成为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小螺丝钉”。因此，不能因为俄国国民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依赖，就得出俄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结论。（三）关于对农民作用的估计问题。托洛茨基早在1922年就说，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仅会和那些在无产阶级革命初期支持过它的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性冲突，而且会与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性冲突，而这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得到解决。在这次争论中，托洛茨基仍坚持自己的看法，并断言说：“我没有任何理论的或政治根据来设想我们和农民一起建设社会主义要比欧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更加容易些。”斯大林反驳说，反对派的错误在于，首先不相信基本农民群众可以被吸引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其次不相信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的无产阶级能够吸引基本农民群众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认为可以用各种合作社的方式使千百万农户普遍合作化，从而引导农民经济循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四）关于一国胜利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关系问题。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认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违反国际主义，有“民族狭隘性的气味”，是一种“社会主义的门罗主义”。苏联的巨大重要性在于它是世界革命争夺的基地，根本不在于它能够独立于世界革命以外而建成社会主义的这个假设。斯大林反驳说，苏联能成为世界革命的根据地，正是因为我们满怀信心地建设社会主义，并取得成绩。如果它没有能力战胜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没有能力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它就不能继续成为吸引世界各国工人的最大中心。斯大林还在1926年1月发表的《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提出，应当把“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能否在一个国家里获得最终胜利”作为两个问题区分开来，阐明了“一国建成”和“最终胜利”的思想。这场论争以斯大林的理论被接受而告终，在当时乃至以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