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告性

是我国第一代新闻学者论证报纸特点时使用的一个概念。邵飘萍曾使用这个概念，指出：“报纸之性质，在有‘公告性’。”(《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年)但对公告性进行论证的是戈公振。1927年，他根据德国报学的研究成果，认为：“报纸之公告性，即消息传达之方法。故报纸之成立，即在公开性质可以证明之时。”(《中国报学史》第7页，新闻出版社1985年)他将报纸与私函、公函进行了比较，同为传递信息之方法，但性质不同。私函只是个人之间的信息传递，公函的接受对象是特定的，而报纸的对象是社会，“由斯言之，报纸之公开性质，即报纸有公告性之一语，其义甚明。”(同上，第8页)但是，并非凡是带有公告性的就是报纸，需要对报纸的公告性作一限定。戈氏进一步说明：“若用社会学之眼光，解释公告性之意义，所谓公告性者，即对于多数民众或者至少对于某些特别关系范围，用认识行为、借交通之媒介，如言语文字之类，行价值的决定及意志决定之精神公开是也。”(同上，第17页)在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中，“公告性”曾受到批评。批评者认为，包括公告性在内的各种“性质说”是“新闻学理论中的唯心论”，“只能‘吓唬土包子’，一点积极作用也没有；另一方面，对新闻事业还起了消极作用，因为如果相信了这种‘性质说’，天天去玄而又玄的研究这个‘性’或那个‘性’，就一世也不会有结果，必致流入脱离事实，向壁虚造，无病呻吟，夸夸其谈。”(《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册第189、190页，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在80年代初的我国新闻学论文中，公告性这个概念再次较多地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