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景游乐府编序

元戴表元撰。见于《剡源戴先生文集》（有涵芬楼藏明刊本）及《宋金元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等。此序将书法与词艺相联系，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申述了词非“小道”的看法，批评了士大夫轻视词艺的态度。作者认为，诗体的演变过程与书体的演变过程有其相似之处：“词章之体，累变而为今之乐府，犹字书降于后世，累变而为草也。”而“草”与“乐府”都未能避免被轻视与受冷落的命运：“草之于书，乐府之于词章，礼法士所不为。”在正统观念的影响下，作者少年时“亦弃不学”，但博学广闻后，却领悟到，它们“本为不悖于古”，自己原先的态度有失偏颇。作者在序中托出了自己的思考，而这种思考仍是以书体的演变为起点的：“今夫小学之家，钩毫布画，一人意而创之，千万人楷而习之者，世之所谓正书。而古法之坏，则自夫正书者始也。放焉而为草，草之自然，其视篆隶，相去反无几耳。”而词之滥觞与兴起，在作者看来，正与此同理：“《国风》、《雅》、《颂》，古人所以被弦歌而荐郊庙，其流而不失正，犹用之房中焉，此乐府之所由滥觞也。余尝得先汉以来歌诗颂之，大抵乐府而已。”这实际上是强调，词本于雅正，起源甚远，不当薄之。作者还指出，正如宋、梁以后诗之衰颓是由于作者不振的缘故，词之流于浮靡也只能从作者方面寻找原因，而与词体本身无关：“宋、梁之间，诗有律体。而继之作者，遂一守而不变。声病偶俪，岁深月盛，以至于唐人之衰，而诗始自为家矣。其为乐府者，又溢而陷于留连荒荡、杯酒狎邪之辞，故学者讳而不言，以为必有托焉。”这也就是说，如果归咎于词体本身，那实在是一种误解。从这个意义上说，“讳而不言，以为必有托焉”，虽是出于回护词体的用意，却也是未诣其旨的表现。序末，作者交代了撰写此序的缘起：同乡余景游氏“日课乐府一二章。有所愤切，有所好悦，有所感叹，有所讽刺，一系之于此。编成久之，不敢以示人，而先私于余”。作者遂欣然援笔作序，一则鼓励余氏，二则畅抒己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