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冠英1906—1995

江苏扬州人
抗日时期任西南联大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等职。著有《汉魏六朝诗论丛》、《乐府诗选》等。
字号：绍生
笔名：白眼、灌婴

余冠英

余冠英先生的生平及其学术活动 余冠英传略 古典文学专家余冠英在北京逝世	韦凤娟 韦凤娟	文献1988年1期 晋阳学刊1990年3期 中国人物年鉴(1996)第189页
余冠英先生的生平及其学术活动(附：主要著 作目录)	韦凤娟	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略（十一）第109页

余冠英1906——

江蘇揚州人，1906年 （清光緒三十二年） 生。青年時在北京清華大學攻讀中國文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先後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1937年抗日戰争爆發後，任西南聯大教授，並主編《國文月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作家協會理事，《文學研究》和《文學評論》編委，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所長。著有《漢魏六朝詩論叢》、《樂府詩選》、《三曹詩選》、《詩經選注》、《詩經選譯》、《漢魏六朝詩選》、《唐詩選》。主編《中國文學史》。

余冠英1906——凤录生

江苏松江县人。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起初学历史，后转入中文系，中途曾转入南京大学。1931年毕业后留校助教。1938年在西南联合大学初任讲师，不久为副教授，后转文学院教授，并曾主编《国文月刊》。抗战胜利后任清华大学教授，1952年转入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兼古代文学研究所所长。1955年文研室划归中国科学院后仍任原职。1979年任《文学遗产》主编，1982年退居二线，任社科院文研所顾问，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
余冠英长期以来，将相当大的精力用于古典诗歌的选注工作，目的是要把“优秀的作品推荐给一般文学爱好者”。其古诗方面的选本主要有《诗经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诗经选译》（同上）,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时两书二合一为《诗经选》。此外，还有《汉魏六朝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乐府诗选》（同上），《三曹诗选》等。
这些选本行文准确，通俗生动，特别是《诗经》的译文，不但在意义上忠于原作，而且“语言流畅可谈，并且多少传达出一些原诗的风味情调”，深得古代“里巷歌谣”，“相与詠歌”的神韵，实际等于一种艺术的再创造，因此受到普遍的好评和欢迎。
这些选本的作品都经过作者精心的选择。《诗经选》中的九十篇作品大都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民歌，因为编者认为“《诗经》的精华部分是《国风》和《小雅》，特别是其中的民歌民谣”。
在注释方面，编者一方面是“尽可能多地参考从汉至今已有的解说”，并“加以审慎的抉择”，在这方面充分显示了编者深厚的功力。另一方面，作者在篇义的阐发和词义的解说上时出新见。例如《王风·黍离》一诗，从《毛诗序》以来一直以为周人东迁有大夫行使到故都，见宗庙宫室，夷为平地遍地黍稷，因而触景伤情，忧伤彷徨，“闵周室之颠覆”，因而作了这首诗。但编者都从诗本身中体味出这是一个流浪人诉忧之辞。不过，作者并未彻底踢开旧说，认为仍可供参考，只是不必拘泥。这又显出作者平稳的学风。此外，这些选本在词义解释方面的创见，更是多不胜数。
这几个选本在校勘上也是堪称典范。正如有人评论《乐府诗选》所说的，“阐述诗义及介绍本事、背景之文，态度比较客观，大抵经过审慎之考订，故立论中多中肯而无主观臆测之语。乐府古辞时有拼凑割裂处，本书一一指出，不作牵强附会之解释，也是一大优点”。
各选本均有前言。在前言中，编者表达了自己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总的看法和观点。例如在《乐府诗选》的前言中，他指出：“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虽然早就表现在《诗经》中，但是构成一个传统，都是汉以后的事，不能不归功于汉乐府。”他高度地评价乐府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指出：“就诗的精神而言，《诗经》和乐府是相同的。”但是，“乐府绝不是《诗经》所能范围”、“里巷歌谣是发展进步的。”他论述了乐府诗在形式、题材、手法上的发展，以及对建安文学的巨大影响，认为“中国文学史上里巷歌谣影响文人制作并不止这一回，但是在内容上发生这么大作用的例子还找不出第二个来，单凭这一点就该大书特书。”
余先生还有《汉魏六朝诗论丛》等著作。在这本论著中，重点仍放在乐府诗方面，有许多独到见解。《七言诗起源新论》主旨在阐明七言诗来源于民间歌谣，与乐府诗有密切关系。全书在探讨乐府诗方面作出了多方面的努力。

余冠英

1906年生，江苏扬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主要致力于中国文学史和汉魏六朝、乐府诗的研究。有关唐诗的著作有《唐诗选》等。
他主编的《唐诗选》，选录了唐代诗人一百三十余家的六百三十余篇作品，大体反映了初、盛、中、晚各个时期诗歌的面貌。除突出重要诗人外，选入了一些向来不受选家所重视，但思想上艺术上都有特色的作品。此书注释也立求翔实扼要，对某些疑难之点作出独到的见解，而对某些无法判断的歧义则实事求是地以存疑处理。颇受国内外学者重视。
余冠英在《唐诗发展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在唐诗研究中，困难不在于描述唐诗繁荣的盛况，而在于正确解释繁荣的原因。他认为“唐诗的繁荣首先跟唐代的经济高涨和文化高涨是密不可分的”。“正是劳动人民、主要是农民阶级的辛勤劳动，创造了雄厚的社会财富，成为包括诗歌在内的唐代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唐代以诗赋取士为重要内容的科举制度，也是促成唐诗繁荣的一个直接原因”。“唐诗的繁荣还取决于诗歌自身传统的发展”。作者还提出，“唐诗之所以有卓越的成就，也因为许多作者能够在艺术上推陈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