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粮食
“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 然而，正是这个 “第一” 的大问题，是旧中国长期存在、历代统治者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旧中国土地高度集中于少数地主、富农手里的封建土地制度，以及对广大农民强征暴敛、极苛刻的赋税，使广大农民濒临破产境地，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地破坏。“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 毛泽东深刻地揭示了问题的根源和解决的途径。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等社会改革，新的生产关系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1949年我国粮食总产量11318万吨，到1956年则提高到19275万吨，提高幅度为70.3%; 就按人均来算，也从209公斤增加到310公斤，提高了48.3%。进入80年代，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粮食产量继续增加，1988年粮食总产量达到39408万吨，为1949年的三点四八倍，人均达339.3公斤，搞高了62.3%。粮食总产量与人均的增长幅度都是不小的。
但是，总的看起来我国粮食的人均占有量却是相当小的。1989年4月 14日，邓小平在接见多哥总统埃亚得马时说：“我们的粮食只是勉强够吃，虽然也有发展。我们难就难在人口太多而且控制人口增长的工作还做得不够好。” (《人民日报》，1989年4月9日)这就告诉我们，分析我国粮食生产，不能只满足于纵向的与自己历史对比还要横向的与经济发达国家比。我国人均占有粮食量这样一比，就显得太低了 (美国人均1452公斤，加拿大人均1956公斤，法国人均1031公斤)；而且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肉蛋奶的消费量还要不断增加 (一般生产1公斤猪肉需4公斤粮食，生产1公斤活禽需2公斤多饲料，生产4公斤啤酒需1公斤小麦)，人均占有量就会显得更少，因此，邓小平说我们的粮食只是勉强够吃。那么，在粮食总产量大幅度提高后还仅仅勉强够吃，原因何在呢？ 就在于制约吃饭问题的社会因素解决之后，人口问题就自然而然地突出出来了。
1949—1988年，我国粮食增加2.48倍，远远超过了人口增长幅度。但是长期以来我们的吃饭问题没有得到缓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口基数太大，绝对增长太快。还应看到，粮食的增产受土地、气候等自然客观因素的制约，当达到一定点后再增产是很困难的，而人口形成较大的基数后，其增长却是迅速的，致使提高人均粮食占有量相当困难，1990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均获得好收成，然而粮食总产量达到45644万吨高度后，再难以突破了，而人口却以每年1400万左右的速度递增，所以1994年人均粮食1380公斤，还比1990年人均低10公斤，这提醒我们要根本解决粮食问题，必须一手抓发展农业生产，一手抓严格控制人口增长。
人口与粮食
民以食为天。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粮食。迄今还没有发现人可以不吃粮食而能长期活下来的奇迹。粮食不仅能直接满足人们吃饭的需要，而且能为农业的发展提供种子，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饲料，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原料或辅助材料。可以说整个国民经济、包括商业、交通运输业、医药卫生事业等各行各业的发展，都离不开粮食。因此，正如列宁指出的：“粮食问题是一切问题的基础”。
粮食问题导源于人口问题。人们在谈论粮食问题时，往往与人口问题相提并论。当然世界上剥削制度的存在是产生粮食问题的根本原因。由于粮食分配极不合理，贫穷的人民生产粮食而不得温饱，长期处于营养不良状态，那些不劳而获的剥削者却吃得脑满肠肥。另一方面也不可否认，粮食紧张与人口的急剧增长也是联系在一起的。例如： 非洲地区1960年的人口为2.74亿，1980年增加为4.6亿。20年中增加68%左右。而与此同时，粮食却连年减产，至今约有60%的人吃不饱饭。现在，一方面是贫困国家的人口激增，食物不足； 另一方面是富裕国家的盲目追求奢侈浮华的生活，浪费过多的粮食。因而使粮食问题更加严重。据联合国公布的统计资料显示，全世界目前严重缺粮的有33个国家，大致分布在赤道上下的这一带状区域，俗称之为 “饥饿带”。这一饥饿带上的国家与其他一些贫困国家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3，而他们生产的粮食只占世界总粮食产量的1/5。在工业发达国家，每一个人的粮食消耗量约四倍于贫困国家。
粮食的多少，直接影响到人们的营养。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在1961—1965年间，世界每人热能摄取量平均每天2243千卡，而发达国家每人平均3146千卡，发展中国家每人平均2126千卡。严重的热量不足，营养不良，抵抗力减弱，必然导致细菌侵蚀，疫病蔓延，死亡率提高。据统计，在20世纪，迄今为止，饥荒已夺走近两千万人的生命。据1974年向世界粮食会议提出的 “世界粮食问题的估计”，1970年有4亿以上人口处于营养不足状态。而1980年已增加到4.9亿人。即使在美国，估计也有一千万到二千万的人营养不良。
历来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人口的急剧增长与十八世纪的产业革命有关，但是，还很少有人注意到粮食生产对人口增长变化的影响。
纵观历史，人口增长是与粮食产量的增长有密切联系的。粮食产量的增长为人口增长提供了客观的可能性。我国的人口，从汉朝开始才有文字记载可查。以后历朝的变化情况如下：
汉朝的人口大约有5500万到6000万。
三国时代的人口大约有760多万，其中魏国有443万多。蜀国有94万。吴国有230万。
晋朝武帝太康元年 (280) 有1616多万人。
隋朝大约有4600多万。
唐朝天宝年间 (742—756) 有5291多万人。
宋朝徽宗时 (1101—1125) 全国人口达到2000多万。
元朝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 (1291) 有人口5980多万人。
明朝洪武二十六年 (1393) 有6054多万人。
清朝乾隆十四年 (1749) 有1.77亿万人； 乾隆四十五年 (1780) 增加到2.77亿人。嘉庆十七年 (1812) 有3.6亿人。道光年间 (1821—1850)，全国人口超过了4亿。
由此可见，从汉朝到明朝的1500多年时间里，我国的人口长期徘徊在6千万左右。直到清朝，才发生急剧的变化。如果考察一下作物栽培史和粮食产量，可以发现人口的急剧增加与粮食产量增加之间的内在联系。据历史学家的考证，我国两千多年来农产量的扩大，前后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战国、西汉； 第二阶段是魏、晋、六朝； 第三阶段是唐、宋； 第四阶段是明、清。如亩、石都以汉量作标准。则西汉的产量是一亩三石； 魏晋六朝较西汉大约增加20%; 唐宋都是一亩六石，较汉增加了100%; 至明清则较唐宋又增加了50%，而为秦汉的300%了。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明清的粮食产量比秦汉增加二倍，人口也增加二倍左右，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这期间，玉米、番薯、马铃薯等高产作物的相继传入和大量种植，使我国的粮食产量明显增加。玉米的单位面积产量要比小米高出好几倍，供养人口的能力显著提高。另外，家畜饲养的发展，人们肉食的增多，营养状况的改进，对增强人的体制，延长人的寿命，增强人的生殖能力等等，都不能说没有关系。
就粮食产量本身来说，则要受耕地面积、人均耕地、气候、水利、技术水平等条件的制约。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的种植比例，也会影响粮食的生产和供应。
总之，粮食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资料，是人类生存的必然条件。人口的急剧增长对粮食的需求形成了极大的压力，粮食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对人口的变化也有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