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货币和货币制度的历史演度

中国古代货币是按其自身特有的轨迹而发展起来的。在历时二千多年的货币流通史中，铜铸币即铜钱占据了主要地位。战国时期，由于广大农村属自然经济，货币主要在城市中流通，由于诸侯各自为政，铜钱大小、重量都不一致，但大致上已形成刀币、布币、圜（环）钱和蚁鼻钱四大体系。
秦始皇统一中国，也统一了中国的货币制度。他把原来行使的布币等加以废止，使之退出流通。规定货币分为两等，以黄金为币，铜为下币。另行铸造文曰半两(半两即12铢)的铜钱。这些铜钱形状为圆形、方孔，便于携带，“贯千为缗，以缗计数”，使用亦属方便。从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铜钱起了本位币的作用。
两汉的货币制度基本上沿袭秦制。汉武帝时铸造的“五铢钱”(五铢，重如其文)，通行达700年之久，直至隋朝。其间王莽当权时，曾不顾实际情况和条件滥肆改革币制，终以失败告终。
唐朝币制改变较大。一是不再以重量(为五铢、八铢)为名称而改称“宝”或“通宝”。唐初铸造的“开元通宝”（并非开元时所铸），重2.4铢（即一钱），在流通领域顺利流转，币值稳定，系“贞观之治”的重要条件之一；二是改为十进制(每枚一钱，一两即可铸钱十枚)。唐朝时用银渐多，虽未成为法定本位货币，但银的流通在逐渐增加，金的流通更趋减少，金的本位货币地位消失。唐时出现“飞钱”即“便换”（同今之汇兑），是货币支付手段职能的发展。
宋朝币制史的特点是出现纸币。北宋时四川省十六家富户共同发行的“交子”是中国纸币的肇始。后来交子发行者失去信用，不能如数兑现，政府便趁机夺去发行权，另行设立官营交子务继续办理。“交子”后，又有“钱引”、“关子”、“会子”、“交钞”、“宝钞”等名称的纸币出现。有的论者认为，“交、引、钞”券有信用证券含意，尚非纸币之名，而茶、盐等“交、引、钞”券乃唐的“飞钱”的衍变。宋时用银比唐时更多，唐、宋虽均银铜并用，实行仍有区别。唐初的银多用于馈赠和制造器皿饰物，尚未成为流通工具，到唐末和五代，银的使用才较普遍。南宋时已可用银折合缴税，并以银为准备物收兑纸币，货币职能在逐渐具备。
元朝实行以纸币为主的货币制度。元朝在币制上作较大改变，大部分时间实行纯粹纸币流通制度。全国统一使用中统二年发行的“中统钞”，规定银与铜的比率为1:5，金与银之比为1:10。但金与银均不准自由流通，必先换成纸币才可进行交易。后期纸币发行渐滥。
明朝前期亦曾实行纯粹的纸币流通，发行“大明宝钞”，但未能持久，仍恢复行使铜钱。于是流通中货币，既有铜钱，又有纸币，还有白银。明中叶后，白银已成为主要货币，规定赋税一律折银征收，银一两合钱千文，钞一贯。“大数用银，小数用钱”渐成惯例。以后官俸亦用银折付，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尚书（部长）一年的官俸为152两。明末，官府手工业的雇工亦用银计价付酬，民间手工业跟着仿照，一些商品发达地区且出现以银计价的货币地租。
清朝所采用的仍是银铜并行的本位制度。清政府鉴于元、明两朝实行纯粹纸币流通制度弊端甚多，对发行纸币抱审慎态度，只在顺治年间短时期发行过“钞贯”。清政府管理货币，对制钱(明朝起，称政府铸造的铜钱为制钱)的铸造规定法定标准，但对纹银的成色和单位重量却不作规定。铸造铜钱采取分散办法(1905年后才统一)，各省均可奏准后设局铸造。清初一百年间，制钱价值相当稳定。银一两合制钱数，雍正以前为800文左右，乾隆时为900文左右，以后钱价跌落，嘉庆末年为1300文左右，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为1600文左右。政府虽强调银与钱是相辅而行，实际上是以银为本，以钱为末。银是贵金属，自更宜于充当一般等价物。清朝管理皇室经费的为内务府，管理国家财政的为户部（后改度支部），户部的银库为天下财赋总汇，各省收入的赋税除存留本省支用外，均解交此库。不论是地丁银、监保银、漕项银、关税银，各省均必须镕铸成锭，然后起解到京。装银的器具称作“鞘”，每鞘装一千两，于此可见白银之多和用途之广。明清之际，除银两之外，流入的外国银元亦逐渐增多。外国银元亦称洋钱或番饼，约在明朝万历年间开始流入。最初流入的主要是西班牙银元（俗称本洋），墨西哥独立后铸造的鹰洋于19世纪中叶流入中国。
中国历史上的货币制度，在二千年中曾有过几次大的变革。币制受经济社会条件的制约，币制健全，币值稳定，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生活起积极作用；币制混乱，人民受损，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亦是不利。币制健全与否，基本上与政治稳定、统治巩固与否相一致，从其社会属性来看，它是统治阶级掌握和运用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