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学记言

见“习学记言序目”。

习学记言

 又名《习学记言序目》。思想杂著。五十卷。南宋叶适撰。成书于宋嘉定十六年(1224年)。
 叶适，字正则，自号水心居士。生于宋绍兴二十年(1150年),卒于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温州永嘉(今属浙江)人。淳熙五年进士。历官太学正、太常博士、尚书左选郎官、权兵部侍郎等。开禧二年，调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击退来犯金兵，升宝文阁待制。开禧三年被因“附仛胄用兵”罪而夺职，后归故里，从事讲学、著述而终身。《习学记言》即为叶适被夺官免职后在故里水心村而作的读书札记。最初只辑录经、史百家条目，后研读群书十六年，在原有条目的基础上抒以己见而成书。
 《习学记言》先论经书，二论诸子，三论历史，四论文鉴。
 关于经书。前三卷之中论述《周易》,主要以解释卦、象为主，对每一名词都作了说明并阐述了自己的理解。如“坎”:“水必坎而后行，无适而非坎也。人之行于世亦然，然而四肢百骸，人不知其坎也，而况于身之外乎？是以动则必踬，行则必陷，而莫之救也。故坎之行也以水，而人之行也以心，心刚也，柔非心也；水刚也，坎非水也，故曰 ‘常德行，习教事’,所以行于世也”。第四卷为《系辞》,是对《易》的综合考证和论术。第五卷论《尚书》,作者考《虞书》、《夏书》、《商书》、《周书》而论四人：尧、舜、禹、皋陶。又说：“故考德者必先四人。”第六卷论《毛诗》。对许多诗句都作了说明，如：“叔段二诗，美其于田于狩，劝其释弸鬯弓，智者知其入于死亡之地矣，非为庄公忧也。”第七卷《周礼》论官职问题。其中主论“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最后论“礼仪”及“丧服子夏传”。第八卷论《礼记》,其中包括曲礼、王制、月令、曾子问、礼运、乐记等十五段。所论述内容包括作者对自然现象的认识和对政事之态度，比较能反映作者的世界观问题。其中有“但不生耳，生即动，何有于静？以性为静，以物为欲，尊性而贱欲，相去几何？”并认为性和欲处于同等地位。第九至十一卷论述《春秋》和《左传》中的人物和历史事件，又以寻求文字资料为主。第十二卷论《周语》先讲：“《周语》所记虽皆古意，极有不通于世者。”还说：“周人之论，尚德尊旧，薄功厚本，严报应，崇鬼神，至东迁后风流不改。然坐视俗坏道沦，亦不能反也。”《鲁语》则莒仆事与左氏详略大异。其论述多精辟之语，如《楚语》中评叶公“唯仁者可好也，可恶也，可高也，可下也”,以为“盖在我者唯知有仁而已，人之好恶高下，于我无加损焉。”对于孔子“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之论，谈到：“观人之所以施好恶于我，而不足以动我之仁，观我之所以施好恶以人，而足以得我之仁也，如是而已。”第十三卷评《论语》,第十四卷评《孟子》。
 第十五卷至十七卷，第四十四至四十六卷均论诸子。如对《老子》的论述有：“盖《老子》虽为虚无之宗，而皆有定理可验，远不过有无之变，近不过好恶之情，而其术备矣。”这实际是对《老子》的概括总结。关于“道”的论述则：“道曰可道，则必有不可道者。名曰可名，则必有不可名者。可道者非常道，则不可道者常道也。可名者非常名，则不可名者常名也。有名，即天地之始也，无名，即万物之母也。”“常无之，欲与观其妙，妙不在于他，在于能无而已；常有之，欲以观其微，天下之物虽日陈于吾前，皆其粗者也。”作者击老尊易：“按古人言，天地之道莫详于易，即其运行交接之著明者，自画而推，逆顺取之，其察至于能见天地之心，而其粗亦能通吉凶之变，后世共由，不可改也。今《老子》徒以孤意妄为窥测，而其说辄屡变不同。”第十七卷论《孔子家语》,作者讲到：“《家语》四十四篇，虽孔安国撰次，实孔氏诸弟子旧所集录，与《论语》、《孝经》并时，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余则都集录，名曰《孔子家语》。”这就是《家语》一书与《论语》之区别。作者取其近二十篇加以考证。请见《五仪解》篇中关于庸人、士、君子、贤、圣人等五之考证：“按《论语》,孔子未尝轻言圣，故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子思、孟子始轻言圣，而荀卿为甚，此亦荀卿之传也。”并说：“轻言圣而学者之患至于重言士，不可救也。”“哀公与孔子问答甚多，而皆无救于弱、无损于昏、无益于明、无功于治。”这又有所说明孔学与政无所为。从前、后文综合来看，作者对孔学褒贬不一，有的认可，有的反对，完全根据自己的见解来决定取舍。除此之外，作者对《荀子》、《法言》、《管子》、《孙子》、《尉缭》等也多有论述。
 关于历史，作者由《战国策》开始，论述了《史记》、《汉书》、《梁书》、《唐书》,直到《五代史》几乎所有史书。主以考证史实，论述治国之道、总结历史经验、人物功过得失，涉及领域相当广泛。关于“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作者认为：“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即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然举者不能胜，行者不能至，而反以为诟于天下矣。”这表达了作者的功利观。叶适反对董仲舒的功利观，认为道德不能脱离功利，道德原则、政治思想与物质利益并不是对立的。“圣人敬天而不责，畏天而不求。天自有天道，人自有人道，历象璇玑，顺天行以授人，使不异而已”。又说：“若不尽人道而求于天以齐之，必如‘景之象形，响之应声’,求天甚详，责天愈急，而人道尽废矣。”这反应了叶适的人生观。他认为，天有天的自然变化规律，人类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和生活规律。人应该由己出发去发展和改造自然，不能完全，也不能违背自然。“如汉高祖、唐太宗，与群盗争攘相杀，胜者得之，皆为己富贵，何尝有志于民，以人之命相乘除而我收其利，若此者犹可以为功乎？”他认为，国事盛不一定就是大治的象征，盛世当中有可能孕育着乱。“夫方镇、宦官，为唐必坏之疾，至是即不可为。则为人主者，能敛衽恭己，精于听察，使小权、小政不至甚挠，不贻民害以了目前，若是而已”。这只是对皇帝的一点希望而已。
 《序目》最后论文鉴有四卷。其中包括诗、赋、册、奏疏、箴、铭等。作者在《四言诗》一段中论到：“按古诗作者，无一不以一物立义，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有止，道无止也，非知道者不能该物，非知物者不能至道。道虽广大，理备事足，而终归之于物，不使散流，此圣贤经世之业，非习为文词者所能知也。”这其中有两层内容：一是说文学作品不是人凭空想象而得到的，它来源于社会和自然界。二是说道来源于物，道与物不可分割。
 《习学记言序目》对各家都有评论。对佛、道、及周(敦颐)、邵(雍)、二程(程颢、程颐)等理学家的学说都进行了批判。反映了功利学派的观点。他主张治国之道应以农为本，把“知稼穑之艰难”视为“王业”的基础。反对抑商，主张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保护和扶持商贾，流通货币，促进商业之发展。
 《习学记言序目》之版本，除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黄体芳刻本外，还有民国十七年(1928年)永嘉黄群校本，瞿氏明抄本，叶氏清抄本等，一九七六年，中华书局根据以上各本重新修订出版了新本，分上、下两册，竖排版。

习学记言

南宋叶适之读书札记。又称《习学记言序目》。据孙之弘序，本书起初只是“辑录经史百氏条目”，没有评论，故名《习学记言》；后来，叶适“研玩群书”，加以论述，乃以“序目”名书。全书共50卷。其中，经14卷，诸子7卷，史25卷，文鉴4卷。他通过评论儒家经典、诸子、史籍，“集时政之得失”、“究物理之显微”，表达了自己在政治、经济，尤其是伦理方面的思想观点。叶适对周秦以来儒家传统思想和理学伦理思想多有批判，认为“物之所在，道则在焉”、“道虽广大”、“而终归之于物”，离开“物”，“道”也就不复存在。他针对理学家们的反对功利，大胆地否定了“仁义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的道义论，明确提出，道义不能脱离功利，一旦离开功利，道义也便成为“无用之虚语”。叶适的功利主义伦理思想是批判崇尚空谈玄想的理学的有力武器。1977年，中华书局出版有《习学记言序目》。

习学记言

南宋永嘉学派的著作。亦称《习学记言序目》。是对历代经史子书的评论。五十卷。南宋叶适著。叶适(1150—1223)，字正则。温州永嘉（今属浙江）人。晚年讲学永嘉城外水心村，人称水心先生。永嘉学派的代表，淳熙五年(1178)进士。历任太学正、太常博士，代理工部、兵部、吏部等职。他力主抗金，并揭露当时兵弱财困的积弊。开禧三年(1207)叶适也以附韩侂胄用兵罪而被夺职。返回故乡，从事讲学，著述而终身。主要著作除《习学记言》外，还有《水心先生文集》和《别集》。
《习学记言》经十四卷，诸子七卷，史二十五卷，宋文鉴四卷。《习学记言》代表了叶适的主要思想。据其弟子孙之弘说：“初，先生揖录经史百氏条目，名为《习学记言》，未有论述。自金陵归，间研玩群书，更十六寒暑，乃成《序目》五十卷。”(《习学记言·孙之弘序》)也有人认为叶适归里后十年内已基本成书。
《习学记言》讲事功之学。叶适认为，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两句话为理学家所乐道，但是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卷二十三）。直斥“无功利之道义”为“虚语”。反对理学“以义抑利”、“存理去欲”的观点，强调“以利和义”。认为人们的物质生活和农业生产是整个社会的基础，也是道德的基础。“夫衣食逸则知教，被服深则近雅。”人们的物质生活好了，道德水平才能相应提高。批判了“以性为静，以欲为动，尊性而贱欲”（卷八）的观点。在经济思想上，叶适重视商业流通的作用，主张“通商惠之，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卷十九）。这些思想是为他的政治改革和抗金主张服务的。
《习学记言》在道器观上，反对“尽遗万物而特言道”（卷七）的道学家。对道器（物）关系作了新的论证。认为：“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有止，道无止也。非知道者不能该物。非知物者不能该道。道虽广大，理备事足，而终归之于物，不使散流。”（卷四十七）也就是说，道不能离开物而独立存在。道是无限的，具体物是有限的，道和物之间存在着普遍和特殊的区别。但道依存于物，决没有超乎物质世界的道，只有认识了具体事物，才能达到对道的认识。同时，也只有认识了道，才能概括具体事物。他反对唯心主义的道“先天地生”的观点。同样，他对理学家所讲的“太极”也作了批判。反对所谓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认为“极”无非是准则、标准的意思。“极”并非是物之外存在的一种东西，只有物才能有建极。总之，他认为不能离开具体事物而另外有“道”和“极”。
《习学记言》阐述了物质世界的多样性和统一性问题。认为宇宙万物其形态不同而又是统一的。任其不同而又不失其所以统一者，就是“理”(“道”)。“理”是在事物的对立统一中存在的。叶适说：“理未有不对立者也。”（卷一）“阴阳、刚柔、逆顺、向背、奇耦、离合、经纬、纪纲”等都是相互依存的。而最终达到了平衡和调和，这就是真正的道，即“中庸”。他赞成《中庸》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的观点。认为自然界的“中庸”就表现在日月寒暑，风雨霜露，作物生长等都是有条理的、可以测算的。同样，人类社会的君臣父子、仁义教化等等也都有其“中庸之道。”
在心物知行之辩上，《习学记言》反对孟子的主观唯心主义。“盖以心为官，出孔子之后，以性为善，自孟子始。然后学者尽废古人八德之条目，而专以心性为宗主，致虚意多，实力少，测知广，凝聚狭，而尧舜以来内外交相成之道废矣。”（卷十四）尖锐批判了孟子的“尽心知性”、“尊心官贱耳目”之说，认为正确的认识途径是“内外交相成”。要获得正确知识，一方面要靠“耳目之官”，另一方面又要靠“心之官”。他说：“耳目之官不思而为聪明，自外入以成其内也；思曰睿，自内出以成其外也……古人未有不内外交相成而至于圣贤。故尧舜皆备诸德，而以聪明为首。”（卷十四）这就是说，“内外交相成”是以感性为基础的。认为理学家片面强调“心之官”的作用，强调内心工夫，往往以为一顿念即可成为圣贤，完全脱离了实际。同时，还肯定认识是个积累的过程。“智者知之积”（卷三），智慧是勤劳地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
《习学记言》指斥佛教“以坏灭为旨”，认为“行其道必亡”（卷四十三）。
总之，叶适作《习学记言》目的是为了“稽合乎孔氏之本统也”(《孙之弘序》)。他认为孔子之后，“学失其统久矣”，而此书一出，“前圣之诸业可续，后儒之浮论尽废”（同上）。俨然以儒家正统自居。所以，他对自《易·系辞》及孟荀以下都有讥评，直接针对周、邵、二程等理学家，对其认识论上的根源佛、道思想都作了广泛的批判。在当时，对宋明理学形成极大的冲击。其所代表的永嘉学派在当时也与程朱理学和陆九渊心学并列于世。全祖望说：“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断断其间，遂称鼎足。”(《宋元学案》卷五四《水心学案》按语)
有宋刊本，《永嘉丛书》本，还有清光绪黄体芳刻本。1976年中华书局以后者为底本，点校出版，题为《习学记言序目》。

习学记言

又称《习学记言序目》。南宋叶适著。共五十卷。论经十四卷，论诸子七卷，论史二十五卷，论文鉴四卷。上至《易·系辞》及孟、荀，下迄周、邵、二程，均有评讥，于评述中表其尚事功倾向。有清光绪黄体芳刻本。1976年中华书局出版《习学记言序目》点校本。

《习学记言》xi xue ji yan

Words Recorded While Learning→叶适(Ye 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