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之辩

208 义利之辩

古代伦理学关于道德行为与物质利益关系问题的辩争。义是一种道德规范，指思想行为适宜，符合一定的道德准则；利指物质利益和功利。《易·乾·文言》：“利者，义之和也”；《墨经上》：“义，利也，”都认为义和利是统一的。儒家重义轻利，把义和利对立起来。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反对“不义而富且贵” ( 《论语·述而》)，提倡“见利思义”“以义统利”，“义然后取”(《论语·宪问》)。孟子讲仁义，反对谈利，发展了孔子的义利观，主张在仁政的基础上，重视人们起码的物质利益。墨家贵义，持功利主义观，强调“兼相爱，交相利”(《兼爱中》)，主张义利并重。荀子认为道德和功利并不矛盾，主张“以义制利”。汉儒董仲舒主张义重于利，“义之养生人，大于利”，“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免其功”(《春秋繁露》)。法家主张功利，否定道德的社会作用。反对空谈仁义。《管子》：“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韩非认为“善为主者，明赏设利以劝之，使民以功赏而不以仁义赐”(《韩非子·奸劫弑臣》)。道家排弃义利，崇尚自然。《傅子》载：“丈夫重义如泰山，轻利如鸿毛，可谓仁义也。”程颐认为“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才出义，便以利言也”(《遗书》卷十七)。朱熹认为分辨义利，乃儒者第一义。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反理学的思想家如叶适、陈亮、王船山、颜元等都强调义利并重；颜元提出了“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以计其功”(《四书正误》)和“全不谋利计功，是空寂，是腐儒”(《言行录》)的主张。

义利之辩

关于道德行为与功利关系问题的争辨。义，指思想行为符合一定的道德准则；利，指利益、功利。《易·乾·文言》中认为，“利者，义之和也。”即义和利是统一的，一定的道德行为必然给人带来利益。对于二者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各学派多持不同观点。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孔孟把义和利对立起来，尚义排利。要求“见利尚义”，“义然后取”。墨子重利又重义。《墨经》说：“义，利也”在墨子的三表说中，第三表有“发以为训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之利”。韩非也重利，说：“利所禁，禁所利，虽神不行。”指出“要利而不使进”，犹“为门而不使入”，是“乱之所生也”。即认为人与人之间首先是利害关系，有利才行义。说“善为主者，使民以功赏，而不以仁义利。”西汉董仲舒则主张重义轻利，说：“夫仁人者，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盐铁论》记载了汉代丞相车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之间展开过一场关于义与利关系的大辩论。宋代理学家对义利关系的问题，争辩犹为突出。程颢说：“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唯义利而已。”程颐认为“圣人以义为利，义安处便为利。”又说：“夫利，和义者善也，其害义者不善也。”要根除不合义的私利。朱熹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这个观点基本上承袭了《汉书·董仲舒传》的观点。这个观点为理学的“存天理，去人欲”的说教，制造了理论依据。除上述以外，儒家还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荀子、张载、程颐等人，他们也都以义为重，但不绝对排斥利，只是认为在处理义利关系时，应把义放在首位，其次才能谈利。另一种意见是李靓、陈亮、叶适的，他们认为如果不计功利，只谈道义，那么所谈的道义也就是虚的，没有实在意义。清初的颜元则提出了义利关系是辩证统一的观点。认为谋利、计功和讲义互相并不排斥，而是可以统一的。义利之辩是中国思想发展史上一个长期争论的突出问题。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如何对待道德和物质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