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经济思想

中国近代历史上思想家对于社会经济问题的观点、理论和主张。1840年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激烈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斗争中，一批政治家、思想家对经济形势提出各自的观点和主张。洋务派首领李鸿章(1823—1901)提出“先富而后能强”，“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李文忠公全集》)，认为求富须发展民用工业，并采取“官督商办”的形式，由官府严加控制。王韬(1828—1897)提出“恃商为国本”，要求大力发展工商业。薛福成(1838—1894)则提出“恃工为体，恃商为用”(《庸盦海外文编》)。郑观应(1842—1921)提出“商战论”，要求学习西方，发展商品经济，实行“护商之良法”(《盛世危言》)，以便与西方展开竞争。陈炽(1855—1899)认为讳言财利者是伪君子。他把利分为公利与私利，提倡公利于天下。他还提出“振商兴工务农论”，要求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全面发展农、商、工、矿各业。张之洞(1837—1909)十分重视发展工业，认为“工者，农商之枢纽也”，“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张文襄公全集》)。甲午战争后，变法派兴起，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谭嗣同(1865—1898)等要求自上而下变法，提出“以工立国”、“振兴实业”等主张。戊戌变法失败后，以孙中山(1866—1925)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迅速壮大，提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和“振兴实业”等经济主张。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后，他们的经济主张也未能实现。1919年五四运动后，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广泛传播，宣告了中国历史上传统经济思想终结。